当今民主话语权体现19篇当今民主话语权体现 弱势群体的话语权与笼子外的权力 所谓话语权，从字面上理解，就是说话权、发言权，所谓话语权，从字面上理解，就是说话权、发言权，亦即说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当今民主话语权体现19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当今民主话语权体现
弱势群体的话语权与笼子外的权力
所谓话语权，从字面上理解，就是说话权、发言权，所谓话语权，从字面上理解，就是说话权、发言权，亦即说话和话语权发言的资格和权力。人们往往通过话语权表达立场观点，阐述政治主发言的资格和权力。人们往往通过话语权表达立场观点，张，保障合法权益，举报违法案件，揭露假冒伪劣，控诉罪恶事实，保障合法权益，举报违法案件，揭露假冒伪劣，控诉罪恶事实，批判错误观点等等。批判错误观点等等。在一个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尺度和普遍诉求的现代民主国家，代民主国家，话语权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话语权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民主政治的来源基保障公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话语权是现代民主政府的题中应有之础，意。然而，在过去的一年，我们看到了太多的话语权的缺失，“然而，在过去的一年，我们看到了太多的话语权的缺失，被自，被就业”被代表”层出不穷，仿佛进入了“，，杀”“被就业”“被代表”层出不穷，仿佛进入了“被”时代，而时代，这些“失声”的人们主要是弱势群体。因为强势是不缺乏代言人的，这些“失声”的人们主要是弱势群体。因为强势是不缺乏代言人的，老百姓说垄断企业搞内部利益输送，国企老总年薪千万，抄表员年薪老百姓说垄断企业搞内部利益输送，国企老总年薪千万，马上就会有人站出来强调国企的控制力，公有制的主体地位，10万，马上就会有人站出来强调国企的控制力，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普通职工反映国有资产流失，有人说国企是无主的，MBO,有的普通职工反映国有资产流失，有人说国企是无主的，最好MBO,有的学者建议公布官员财产，有人说影响社会稳定。蜗居中的人说房价太学者建议公布官员财产，有人说影响社会稳定。高，有人说和发达国家比并不高，房子本就是给富人盖的。有人说和发达国家比并不高，房子本就是给富人盖的。而最应受社会关注的弱势群体，对自身的难题最有发言权的，却而最应受社会关注的弱势群体，对自身的难题最有发言权的，发不出声，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发不出声，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农民工多多少少都遭遇过讨薪难，但只是在内部流传，内部消化，因为发不出声，遇过讨薪难，但只是在内部流传，内部消化，因为发不出声，社会对消化其注意不够，其注意不够，直到四川农妇“违反组织原则“向总理反映，四川农妇“违反组织原则“向总理反映，国务
院掀起讨薪风暴，才让社会中的许多人明白了原来欠钱是要还的。院掀起讨薪风暴，才让社会中的许多人明白了原来欠钱是要还的。
前些年，外出打工必须交纳各种费用，以换取在异地“立足”的前些年，外出打工必须交纳各种费用，以换取在异地“立足”资格，不然就有可能被收容。大多数人都认为不合理，可他们只能沉资格，不然就有可能被收容。大多数人都认为不合理，默着，既不能上书国务院，也不能提出议案要求表决，默着，既不能上书国务院，也不能提出议案要求表决，他们的切身体会很难发出声音引起社会关注。直到孙志刚用生命的代价推动了收《会很难发出声音引起社会关注。容遣送条例》的废止，人们才获得了在自己的国土上自由迁徙的权利。容遣送条例》的废止，人们才获得了在自己的国土上自由迁徙的权利。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民意代表就是代表民意的，可是有的价格听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民意代表就是代表民意的，证会，选代表成了阳谋家的用武之地，证会，选代表成了阳谋家的用武之地，遴选出来的代表大多数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相关利益人，所以听证会上出现了壮观的一幕：通老百姓，而是相关利益人，所以听证会上出现了壮观的一幕：大多数代表齐声大喊涨价好，就是好，让我不由得想起文革时候的一首歌，数代表齐声大喊涨价好，就是好，让我不由得想起文革时候的一首歌，歌词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好，就是歌词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好就是好，就是好，好，至于为什么好，怎么个好法，则语焉不详，看来，在利益面前，至于为什么好，怎么个好法，则语焉不详，看来，在利益面前，人们更愿意做价值判断而不是事实判断。就这样，民意被代表了。人们更愿意做价值判断而不是事实判断。就这样，民意被代表了。而即便是历经艰辛发出声音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因讲出事实，揭而即便是历经艰辛发出声音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因讲出事实，露真相而被打击报复的事件数不胜数，湖北十堰市青年陈永刚因为上露真相而被打击报复的事件数不胜数，网发帖质疑县领导搞形象工程，以涉嫌“诽谤”遭跨地拘捕，网发帖质疑县领导搞形象工程，以涉嫌“诽谤”遭跨地拘捕，2009年年初，河南青年王帅在网上发了一篇灵宝老农抗旱绝招》《灵宝老农抗旱绝招》的帖子，年年初，的帖子，反映当地政府违法征用土地，损害当地农民利益的问题。随后，灵宝反映当地政府违法征用土地，损害当地农民利益的问题。随后，市警方以涉嫌诽谤罪远赴上海将其抓获并拘留8天。中国矿业大学的副教授王培荣，在网络上揭发“全国最荒淫无耻的区委书记”董锋，副教授王培荣，在网络上揭发“全国最荒淫无耻的区委书记”董锋，遭遇到变相或直接的打击报复，，辽宁省委鞍山市国税局的职工李文遭遇到变相或直接的打击报复，辽宁省委鞍山市国税局的职工李文，向国家有关部门进实名举报鞍山市国税局违法和违规行为，得到娟，向国家有关部门进实名举报鞍山市国税局违法和违规行为，的却是两次辞退和一次劳动教养的结果。的却是两次辞退和一次劳动教养的结果。程维高落马后，程维高落马后，举报人郭光
允仍然受到死亡威胁；允仍然受到死亡威胁；吕净一举报河南省平顶山市政法委书记李长河，先被免职，后被拘留，最后又遭凶手行刺造成重伤，妻子则被刺先被免职，后被拘留，最后又遭凶手行刺造成重伤，身亡；还有举报县委书记被砍成重伤的龚远明……西丰县公安局便以身亡；还有举报县委书记被砍成重伤的龚远明……西丰县公安局便以……“涉嫌诽谤罪”为由，对记者朱文娜立案调查，并于1月4日，由县涉嫌诽谤罪”为由，对记者朱文娜立案调查，委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和名警察到《法人》杂志社，委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和4名警察到《法人》杂志社，拘传朱文娜在一些“有理想，没道德，有文化，没纪律”的官员眼中,在一些“有理想，没道德，有文化，没纪律”的官员眼中,这些勇于发出自己声音的人就是“刁民”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对他们勇于发出自己声音的人就是“刁民”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进行压制就是“必须的”当被剥夺话语权的民众无法出声时，，进行压制就是“必须的”当被剥夺话语权的民众无法出声时，他们被迫成为自己的法官和仲裁者，用另一种看起来惊世骇俗的方式表达被迫成为自己的法官和仲裁者，自己的诉求：农民工张海超剖开自己的胸腔证明自己的尘肺；司机孙自己的诉求：农民工张海超剖开自己的胸腔证明自己的尘肺；中界剁下自己的手指表达他的无辜；而业主唐福珍则点燃自己，试图中界剁下自己的手指表达他的无辜；而业主唐福珍则点燃自己，照亮暴力拆迁的黑暗……照亮暴力拆迁的黑暗……美国前总统小布什讲过一段话：人类千万年的历史，“美国前总统小布什讲过一段话：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一系列的“被”事件背后所反映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一系列的“出的，出的，说到底是异化的公权力对权利意识日渐觉醒的民众民权的侵是僵化的缺乏监督约束的权力体制以维护集体人权的名义对个人犯，人权的损害，是一个以控制最大化而非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行政管理人权的损害，体制下难以避免的恶果。自由驰骋在笼子外的权力就如同一个茶几，体制下难以避免的恶果。自由驰骋在笼子外的权力就如同一个茶几，上面摆满了杯具（悲剧）上面摆满了杯具（悲剧）。
如果普通老百姓的话语权不被保障，表达民意的安全阀不再管如果普通老百姓的话语权不被保障，表达民意的安全阀不再管用，大多数民众成为“打酱油的”看客，围坐在火药桶边上的人们是大多数民众成为“打酱油的”看客，否感觉到周围的温度在越来越高？否感觉到周围的温度在越来越高？监督政府”——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的这句话引起强烈共鸣。报告中，温家宝总理的这句话引起强烈共鸣。在此重复强调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的一句话给官场中的衮衮诸公——“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的一句话给官场中的衮衮诸公——“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免责声明：以上内容完全是复制粘贴，所有线索及引用，免责声明：以上内容完全是复制粘贴，所有线索及引用，均来自网络，本人并不明白其意思也不同意、支持或反对文中观点。网络，本人并不明白其意思也不同意、支持或反对文中观点。如果任也不同意何人从中联想、推理、生造、任何有连贯性的语句表达，何人从中联想、推理、生造、任何有连贯性的语句表达，均非出自本人意愿。人意愿。由联想者所推敲出的任何文意都只是其单方面的无根据猜测，本人对此不予以同意、反对、中立，如产生任何后果由联想者本本人对此不予以同意、反对、中立，人承担。故本人不对以上内容负法律责任包括民法、（包括民法、刑法或婚姻法，人承担。刑法或婚姻法，及文中提及或未提及之法律）请勿跨省追捕。另外,，请勿跨省追捕及文中提及或未提及之法律）请勿跨省追捕。另外,本人持有居住，地三级甲等医院心血管科,心胸外科,精神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地三级甲等医院心血管科,心胸外科,精神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遗传学科所出具有法律效力之健康证明,传学科所出具有法律效力之健康证明,可证明本人无心脏病史及家族病史,无做噩梦病史及家族病史.同时还持有由本人幼儿院老师,院无做噩梦病史及家族病史.同时还持有由本人幼儿院老师,院党委书记,小中大学班主任,校长,长,院党委书记,小中大学班主任,校长,校党委书记以及数十亲友共可证明本人素无参与或企图参与俯卧撑”“同签字证词,可证明本人素无参与或企图参与“俯卧撑”“躲猫本声明猫”“弹脑门”及任何可能危害生命健康的不良游戏之意向。”“弹脑门”及任何可能危害生命健康的不良游戏之意向。弹脑门一切解释权归本人所有。一切解释权归本人所有。
篇二：当今民主话语权体现
“话语权”？简言之，就是说话权，即控制舆论的权力。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决定了社会舆论的走向。且不说“怎么谈”，单论“谈什么”，就已经由话语权决定了，一旦决定了谈什么，很多问题就谈不了，更何况怎么谈？话语权是掌握在媒体控制者的手里，掌握在拥有经济权的人手里。他们一般学有所成，控制着媒体和其他经济实体，而他们想说的，一定和自己有关。"话语权",包括哪些方面呢？话语权是目前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出现频率甚高的一个词。葛兰西的“领导权”、福柯的“权力话语”、哈贝马斯的“合法化”、罗兰·巴特的“泛符号化”、鲍德里亚“仿像”等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话语理论，为研究媒介话语提供了理论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话语理论研究的多元化趋势使得我们有必要从传播的角度来思考媒介话语权对传播信息内容的影响以及对社会行为产生的作用。（一）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工具的话语权话语权是指一种信息传播主体的潜在的现实影响力，中国古代并有“一诺千金”，“一言九鼎”、“君无戏言”之类的古语。传统中，话语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修辞学和诗学，主要研究演讲和文学艺术，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典范性研究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随着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传播方式超越人际交流，话语概念及含义有了很大变化，其表现在，一是超越了对话语的工具性认知；二是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取向。在对话语的认识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评为中心)，索绪尔、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以语言、文本为中心)以及后现代各种文化理论形成汇流，使话语成为当代文化与传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话语理论为当代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后
现代的视角。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较早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涉及话语及话语权的问题，他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1]前一形式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后一种形式则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曰话语权。突破了基础——上层建筑二元结构的意识形态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础。后现代思想家福柯进一步指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2]意识形态是由一个人、一个集团或一种文化支持的一系列相互连接在一起的设想和期望——一系列关于世界是如何运转的想法，一种价值体系。它与某种哲学思想不同，一种意识形态很自然成为一个行动的方案。就大众传播的意义上说，它对一种文化的灌输十分彻底，以至于其成员根本意识不到还可以分享其它一些人的设想。一种意识形态能被想当然地认为，那就是世界运行或是世界应当如此运行的自然法则。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观念的上层建筑，是从系列即定的物质利益中派生出来的一系列的思想，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表现为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3]并且，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有是对现在物质生产关系的反映，属于意识范畴之内，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将统治阶级内部的关于世界的看法和基本观点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上，将其制度化，固定化。并让被统治阶级成员接受下来，作为一种基本的世界观。而在社会生活中的信息传播过程中，此类意识形态就会有意无意的传播出去，意识形态的内容也会有形无形的隐含在信息内容之中，在整个传播过程中，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传播中最基本的潜在力量无时无刻的存在着，而且在不断的改变受众的观点。现代批评家伯
顿（1990）认为：意识形态附加着对世界和人、集团之间权力关系的独特看法的一系列信仰。每个人都有某类意识形态或世界观，对他们来说，意识形态是一种关于什么是对与错、世界是怎样一回事以及他如何才能被改造成更好的地方的观念，这些世界观受到生活中的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实际上，在社会生活中大多被认为是平常的东西，其中也蕴含了意识形态的内容.例如：在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中，人们普遍认为，自杀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行，自杀者死后会进地狱。在这种普遍观点的认识中，如果有人提出说自杀是一种善行，大多数人就会对这种观点持以抵触的态度，所以在基督社会中，这种观点只能是处于弱势地位。除非当这种观点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强势话语权。（二）媒介话语权与媒介价值媒介的话语权是指媒介在对受众人产生传播效果的潜在的现实影响力。一般来说，在信息传播活动中，话语权的产生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信息传播主体的话语权，比如，随着信息传播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媒介帝国主义开始产生，媒介帝国主义指的是一个国家通过信息传播的不平等而向另一个或几个国家传播本国的意识形态。媒介帝国主义的产生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到了冷战期间，东西方之间也分别用无线电波传播自己的思想意识，以此互相抗衡。到了20世纪80年代晚期，美国之音（VOA）用66个超大功率的发射台对全球广播。而且，由于卫星技术的发展，西方的意识形态还在第三世界得到强化，导致本地文化的丧失，而发达国家的电视媒介有迎合消费主义的大都市里的中产阶级要求，媒介所倡导的品位、志趣、时尚、生活方式都有全部西方化。据统计，世界上大多数报刊发表的国际新闻，有90%来自西方“四大通讯社”：合众国际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合众国际社的新闻报道71%关于美国，9.6%
关于欧洲，关于非洲的报道不到1.8%[4].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曾经讽刺的谈到：发展中国家的居民应该被允许参加美国的总统选举。因为他们与北美公民一样受到同样多的有关候选人信息的媒体轰炸；另一种是媒介之间的话语权控制，传统四大媒体：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中电视曾独占鳌头。1924年，英国科学家贝尔德发明了第一台电视机。不到80年的时间，从黑白电视机到彩色电视机，从有线电视到卫星传输，电视如今日渐成为人们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在中国，至2003年止，全国共有49套卫星电视节目（中央台13套，教育2套，省级34套）有广播电台1272家，电视台3540家，电视的人口综合覆盖率93.65%，覆盖人口10亿[5]。在传统的四大媒体中，电视媒体从其面向社会，面向家庭，传播速度快以及不受年龄文化限制而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工具。随着媒体发展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到来，网络传播变得越来越具有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意义上的电视媒体的影响将变得有限。媒介价值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指媒介传播所引起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另一层是指媒介传播信息过重中隐含的一些价值观或社会意识形态。语言学家索绪尔将符号分为“所指”与“能指”。能指（signifier）是物理形式，所指（signified）是与能指相互联结在一起的心理上的概念。所指与能指只是由于要分析的目标才被截然分开的。而在现实生活中，它们结合得如此严密，以至于它们的关系显得极其正常与自然。由于符号的所指与能指，一些媒介在传播信息的时候并会隐含一些价值观，尽管看起来是客观公正的，而实际上或多或少的隐含有深层次的内容。罗兰，巴特在他的《神话学》中描述到：“…在封面上，一个穿着法国军服年轻黑人正在敬礼，眼睛上扬……但是我看得非常真切，我清楚地看见它对于我的意指：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因此面对一个更大的符号学系统：有一个
能指，它自身已经凭着前一个系统（一个黑人士兵正在进么法国式的敬礼）；还有所指（在这里是法国和军事的一种有目的的混合）；最后，通过能指而呈现出所指——法兰西帝国，”[6]对于巴特而言，这张照片歪曲了法国殖民剥削的历史事实，从而构成了一个神话“法兰西帝国它仅仅是一个事实，看这位优秀的黑人，他正像我们的孩子一样行礼。”不仅如此，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所传输外界的信息是由把关人控制的。一些个人主观倾向不可避免的渗入信息当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中曾指出：“美联社每天通过世界通讯服务从纽约向亚洲发送9万个单词，反过来亚洲每天只向全世界传送1.9万个单词。一个对于1977年某一天委内瑞拉本土的新闻只有7条，并且这些新闻是经过美联社或合众国际社转发的，而这两者也都是美国机构。”所以媒介价值中无可辟免的隐含有一些倾向性的价值观。而当这种倾向性的价值观传播给受众时，并起到了话语权的现实作用。（三）媒介传播内容中隐喻的价值观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受众对前重要的判断与大众传媒反复报道和强调的问题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的对应关系。这是我们在研究电视传播活动中运用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英国的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对此进行研究，它们发现电视传播内容中，信息表达的不是充分的公正，而是和一定阶级相关的先验假设和观点，并且在对于70年代的晚期产业关系的研究中，格拉斯大学媒介研究小组挑选了三种类型的偏见。首先，媒介的偏见在对社会“现实”的误导中显示出来：例如过分强调罢工对于英国糟糕的经济经状况所承担的责任，在这些误导之中，汽车厂之类的产业被给予大量的新闻报道。第二，媒介是在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一致中发挥着作用。第三，媒介认为工人阶级的声音应从新闻的制作中清除出去。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客观公正背后隐藏的偏见。我们说，任何媒介所传播的信息都是经过把关人的。大卫·麦克奎恩在《理解电视》中曾说：“所有的再现在任何时刻都只能有一个单一的视点。”他认为，媒介所传播的信息（1）都是有选择性的；（2）有限制，受镜框制约的；（3）单意性的（只有一个视点）；（4）是机械性加工润饰的结果。展现给观众的信息远非整个情景或背景，而是包含了全体中非常有限的部分。理查·戴尔（1985）也提出了电视表现四个方面：（1）电视表现作为世界真实的一种再表现，它首先要服从于电视的选择和艺术的审美，电视表现的第二个方面是作为代表性的典型的现实世界，电视表现的种族矛盾、妇女儿童问题都是现实生活中有代表性问题，电视表现的第三个方面是每时被平等再现的民主概念，第四个方面并是观众方面，既电视表现给谁看，为谁而表现。由此可见，媒介传播出去的信息都是经过把关人取舍的再现的真实世界的一部分而已，这里的“把关”就是按照一定标准对新闻信息进行取舍选择，它体现的是媒介组织的立场和方针，个人也一般是从媒介组织的角度定位出行使“把关”权的，因而个人因素在其中所引起的作用是相对次要的。总的来说，对“把关”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三个定位角度，即社会角色定位、专业角色定位和传播对象定位。社会角色定位关注的是媒介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从把关的角度而言主要体现在对信息的倾向性及其传播效果的质量上：专业角色定位关注的是业务水准，真实性、准确性、明晰性、时效性、组合性是其决定取舍的主要标准，传播对象的定位角度：关注的却是信息的服务，它是从满足目标群体需求和兴趣的角度出发对信息进行取舍。三个定位角度决定把关人如何对信息进行把关取舍。媒介传播内容中隐喻的价值观主要有三个方面（1）画面上，这主要从电视媒体来说，许多摄像镜头中，由女权主义者、民运分子、恐怖主义等等组成的
持不同政见者的形象通常都是消极的、颓废的、凶狠的或是可鄙的形象，摄像机通常会挑出最简单的和最易于辨识的形象：晃动标语牌的女权运用者、目光凶狠的恐怖主义分子、颓废的民权运用者等等，而且这些形象大量出现在自持公正报道的新闻节目之中，这种被嫁接过的真实的再现，让受众感受到了这些人群的危险性，由于让受众对抗其影响。而这种节目传播方式的另一种结果就是远离这些运用的大众更加的抵制类运动。在当今的失衡的信息传播过程中，发达国家有关发展中国家的新闻报道的信息量，只有很少量的部分。而即使便是这些少量的部分，还大多是有关暴力，毒品，贩卖人口，冲突的报道。可以相信，发达国家民众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了解是何等的片面性。（2）声音上，粤语已经成为中国极流行的地方方言，在电视剧或电影的表现中，一旦节目汇中的某个角色发音中带有粤语语音，大多的电视剧或电影都把他（她）放在一个富有的商人位置。事实上，更由于粤语地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粤语的流行，而媒介的这种表现，更加推进了粤语的流行，从而极易给受众造成一种印象：能说粤语是一种象征。在好莱坞电影中，偏有东方口音的亚裔表现的都是一些反面角色：犯罪、妓女、下层员工，而相反，能说一口纯正美语的人必定是一个上流绅士。这种语音表现极容易给受众造成一种刻板印象。（3）文字编排上，按照对文体的重视程度，报纸编排次序不尽相同。在伊拉克战争爆发的同时，世界上还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但由于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人们只将注意力集中在这次战争中，其他的国际事件大多被忽略了。在文字编排上的自我审查制度也有助于在不同媒介，同类媒介不同载体中实现‘异口同声’，对于同一事件的不同报道可以让观众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响。[7]对这些基本程式的书写造成了意识形态的巨大飞跃。道格拉斯媒介研究小组曾指出，在关于工人罢工的报道中，动词“拒绝”“要求”在涉及工会
和工人的报道中常被使用。而“提议”或“许诺”等更为肯定积极的词语则出现在雇主身上。研究小组把这种偏见出现的原因归因于无意识的职业习惯和媒介从业人员的阶级背景，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电视中表现的偏见相当严重，已经违背了它理应均衡报道的职责。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了电视机构的过度等级化，发现了在他们与“官方的”和“可接受的”信息来源之间存在的紧密的联系，而这导致了新闻总是倾向于给予某些看待世界的方式以优先权。话语权作为一种潜在的现实权力，更多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对于权力的理解，以科尔曼为代表的“信任——权威”模式认为，权力只能存在于群体中，权力是个人基于利益的权衡由信任（尽管在具体个体上并不总表现如此）而出让对自身一定行动的控制所形成的外部管理约束机制，也就是说个体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出让自身的一部分利益由他人掌控的一种社会行为。[8]媒体的话语权就是受众出于对个体自己或整个社会发展的形势考虑，将自身的一部分利益由媒体来间接控制（尽管有时候是非自愿的），而这种控制是潜在的，它通过社会的职能部门来完成最终的行为，因为人们并没有给予媒体直接的权力，他只是通过媒介价值和形成的社会舆论影响了社会行为。
篇三：当今民主话语权体现
公众也不是对所有的问题都感兴趣公众对政策问题确认及其原因分析的参与是有选择的因为政策问题不同公民参与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权衡也不同按照达尔的说法如果你认为同可以预期从其他活动中得到的报酬相比从政治介入中得到的报酬价值较低你就不大可能介入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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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
漫谈公共政策建设中的话语权
一、公共政策问题构建中公众话语权的影响话语权是当前民主政治研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词汇，所谓“话语权”，简单的理解就是指说话机会的多寡。最早提出“话语权”概念的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福柯说:“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话语权”中的“权”有两层含义———权利与权力，这也就决定了话语权有两种意义，即话语权利与话语权力，因此，对话语权的准确表达应该是“有权利说而且被倾听”。从民主政治角度看，公众话语权实质是公民表达自己真实意愿的一种权利和权力。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在现代国家的场景中，至关重要的是，不同群体以话语方式形成表达其利益的政策或方案的能力，并在公共领域中开辟出宣扬这些政策或方案的能力”。在公共政策问题构建的过程中，公众话语权是公民参与的重要载体，公众不仅通过一定的话语方式进行自我认同、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而且通过这种话语权的掌握与运用，影响着公共政策问题构建的各个方面。(一)公众话语权影响公共政策问题的察觉当今社会正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与这种巨变相伴的是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无序性、变动性越来越明显。所有的社会问题不仅是某一领域矛盾的体现，更有错综复杂的整个社会诸因素在起作用，形成非线性的相互依赖关系，这导致了现代社会决策的风险性越来越大。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主体，作为公共政策分析的主体，有责任和义务在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中识别公共问题，并将其纳入政策议程，使之成为政策问题并加以解决。但是由于政府自身能力的有限性(包括知识、资源、时间、信息等)，使其无法发现、识别、确定所有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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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
共问题。同时，政府是由“经济人”构成的，在某些时候出于自利性，也不愿去发现、识别、确定对其不利的公共问题。退一步分析，即使政府能够克服上述重重困难，发现所有的问题，但要从中区分轻重缓急，并给出明确的排序，也是十分困难的。而随着民主政治的进步、公民社会的形成，社会公众，这里包括所有非政府、非特定专业领域以及与公共问题相关的利益个体和群体，具有强烈的参与公共事务的愿望和能力。公众的知识汇集了社会成员的价值倾向和政治愿望，包含了公众对切身利益的关注和对政府的诉求。作为意见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通过倾听、回应公众的呼声，可以及时发现问题。既可以在问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系统、有效地察觉和解决问题，又能够有效减少社会成本和国家资源的浪费，获取公众的合法性支持，增强政府决策能力。此时，政策问题构建中公众话语权的行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二)公众话语权影响公共政策问题的界定在政策问题构建中，我们首先遇到的是问题情势而非问题，前者是客观的存在，而后者则打上了人类认知的烙印，是主观反映客观的结果。所以，问题不能脱离对它们进行定义的个体和群体而存在，即是说公共政策问题不是自然的“社会问题”，而是人们对自然的社会问题进行界定、识别的结果，它凝结了不同个体或群体的主观改造，即不同个体或群体语言表达的结果。曾有学者对“城市主要社会问题”的两项研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同样的研究主题下，由于对问题界定方式的不同，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而不同的结论又进一步影响着公共政策的议题选项、议题重点、议题时间和方案内容。分析者对两项课题研究背后的逻辑作了深层次的分析，发现导致这种差异出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研究起始“谁来界定问题”，即话语权的归属问题。其中一项课题的问题界定是“专家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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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补充”模式，而另一项课题是“公众主导、专家辅导”模式。由于在城市社会问题理解上专家的思路与公众的感受不一致，两种对城市社会问题的不同界定方式导致结果差异成为必然。由此可见，在政策问题界定中，公众是否行使话语权，以及如何行使话语权，对探究公共政策问题的性质、原因和范围有着重要影响。(三)公众话语权影响公共政策问题的公共性日本学者药师寺泰藏曾简洁明了地指出:“公共政策”的意思与其字面意思相同，即为“公共”而制定的政策。“公共”指向的目的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公共政策分析只有遵循“公共”原则，才能真正体现这一本质属性。这里所谓“公共”原则，首先指的就是政策问题取向的公共性，即公共政策要解决的是社会公共事务，要确保公共利益的增进和合理分配。要做到这一点，公共政策问题构建的过程必须体现“程序正义”，也就是必须有追求民主理念的公众的高度参与。Bellah等人也明确地主张:“要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必须靠老百姓有理性的参与公共事务，以及不断地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公众通过话语权这一载体，围绕公共问题的善与恶、利与弊、对与错等进行讨论，整合并表达公众意见，形成强大的公众舆论，从而稳妥地矫正政府的决定与公民的意愿和选择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说，公众话语权的使用保证了契合公共性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问题是根据多数人的意愿表达和利益诉求来实现的。
二、我国公共政策问题构建中公众话语权的分享(一)我国公共政策问题构建中公众话语权的缺失随着我国社会的深度转型、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政策价值取向的重塑以及公众参与手段的增多，政策活动中由政府垄断的“一元话语”格局已被打破，公众的话语权逐渐得到尊重和保障。但不能回避的事实是，这种话语权的尊重和保障仍存在不完整性，公众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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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共政策是一种“插入式参与”，政策问题构建阶段的公众话语权缺失依然普遍。我们知道，公共政策活动是由问题构建、方案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和政策调整所构成的完整系统。所以，真正充分的话语权分享应是从政策问题构建开始。但是，实践表明，现行政策的公民参与往往是在方案的制定阶段进入并给予充分重视。此时，公众只能就已定的所要解决的问题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对于“是不是”公共政策问题，“值不值得、应不应该”解决这一问题则没有发言权。只要政府认定了就是政策问题，而究竟是怎么认定的、如何确保认定的科学性似乎显得不重要。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在某些情况下，公众在问题构建时确实有表达的“权利”。只不过这种权利的使用并不具有影响力，即没有“权力”。此时，公众话语权的作用仅仅体现在围绕政府已经确认的问题进行论证并给予肯定和支持的表示。实质上，这是政府利用话语“霸权”在人们内心深处设定先入为主的“话语”逻辑，以此塑造着特定时期公众的认知特点、价值偏好和行动方式，这必然会影响到特定社会问题的识别和认定。真正的民主体制必须给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全过程的机会，因为公共政策作为一种利益和价值的分配机制，政策问题构建能够首先界定予以分配的去向，即向哪分配，然后才是政策方案确定的如何分配的问题。所以，政府必须从政策问题构建开始就倾听民众的声音，从而保障公众话语权全过程的享有和充分行使。(二)我国公共政策问题构建中公众话语权分享的实现路径1．公共政策问题构建中公众话语权分享的核心:公共政策问题的类型公共政策问题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并不是所有的问题在认定时都需要公众的参与，如有关国家机密的外交、国防问题等;公众也不是对所有的问题都感兴趣，公众对政策问题确认及其原因分析的参与是有选择的，因为“政策问题不同，公民参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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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和成本之间的权衡也不同”，按照达尔的说法，“如果你认为同可以预期从其他活动中得到的报酬相比，从政治介入中得到的报酬价值较低，你就不大可能介入政治”。市场经济条件下，公众参与的驱动力来源于各种各样的利益需求，政策问题性质不同，对社会公众的影响不同，公众参与的动力也不同。由此，必须弄清到底什么样的问题是公众应该参与的和公众愿意参与的。在这些问题进行构建时，政府必须保证公众的话语权。2．公共政策问题构建中公众话语权的分享必须是真实的福克斯和米勒认为，只有公共政策的话语形式具备真实性，使用合理的语言并造成某种对抗性的紧张关系，才能更好地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一方面，为了避免陷入官僚制民主模式的独白性言说，我们期望着争辩、论证、反驳，而不是表面和谐的异口同声，也就是说，公众话语权与政府话语权是一种结构性的关系，他们之间既是平等的，同时又是对抗的、相互辩驳的。因此公众在使用话语权时，必须是真诚的、具有意向性的及实质性的贡献，这些就是话语正当性的条件。另一方面，?为了避免“说而不听”、“听而不证”，我们期待政府给予公众的话语充分的重视，公众参与的价值，并不仅限于对特定利益的追逐，而是通过行使话语权，表达各种偏好、提供各种信息、与决策主体进行富有诚意的交流，从而使决策的过程更加开放和透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公众话语权的分享就是对决策者和特定利益集团话语霸权进行制约，从而使政策运行自始就彰显“公共性”。否则，公众参与就只能是一个空洞的符号，随之带来的更深层次的影响就是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3．公共政策问题构建中话语权的分享要形成常态机制公共政策问题的考察要求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主动性，如果等到社会问题日趋严重的“症状”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社会不满情绪反应已经达到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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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临界点，再来确认该问题，不仅会影响政府形象，甚至会造成社会的震荡和失稳。公共政策问题构建的这一特性，要求公众话语权的分享亦要具有前瞻性。公众参与政策问题构建不再是简单的听证或者是成为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而是形成一种常态机制，通过定期召开公民论坛、展开民意调查等形式，让公众充分表达自己的需求，使得引起公共决策者深切关注的公共问题更多地由此产生。这种常态机制可为公众话语权的使用提供一个稳定的平台和双向沟通的通道，保证公众与公共政策决策中枢在平等、公开、信息透明、相互尊重和主动参与氛围下，对具有重大影响但充满争议的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并形成共识。
篇四：当今民主话语权体现
话语质量：话语质量：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关键
时间:2010年07月27日11时00分来源:红旗文稿作者:张志洲
近些年来，话语权成了政治权力的一种越来越突出的表现方式，国际政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话语权政治”。纵观当今世界的话语权状况，大体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处于一种明显的优势地位，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则相当有限。只有从根本上加强话语质量建设，才是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根本出路。
一、什么是话语权话语权这一概念，直接脱胎于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MichelFoucault）福柯关于话语与社会权力关系的理论。1970年12月，福柯在其就任法兰西学院院士时的演讲《话语的秩序》之中，提出了“话语即权力”的著名命题，他深刻地认识到话语不仅仅是思维符号和交际工具，而且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话语权”指的是一种“权力”（power），而非“权利”（right）。换言之，话语权不是指有没有说话的权利，而是指话语背后体现着的权力关系。
作为一种权力的表现形式，话语权以话语为载体，有着自己内在的特性。话语权的内在特性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理解：一是除了基于社会“共有知识”或科学的、客观性的叙述之外，话语的逻辑性越强，以及在不同时机和场合下的话语越具有一致性，其说服力就越强，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于其逻辑性和说服力；二是由于具有社会性，话语不可避免地带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色彩。三是所使用的概念和知识的创新，以及观察视角上对他人的引导，会有利于话语转化为权力。四是诸多外在因素，如“受众”的既有知识、观念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性和结构性制约状况，以及时机与舆论环境等，参与话语权的塑造，改变这些因素的状
况，也就影响到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最后，对于话语的言说者而言，越有系统地使用“属于自己的”话语，便越能主动地获得由这种话语所带来的权力，如果只是做他人话语的追随者，则很难获得属于自己的话语权。
二、中国国际话语的质量问题当前，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意识高涨，许许多多的行业都发出要求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的呼声。然而，对于国家实力与国际话语权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舆论往往作片面的理解，认为国际话语权的大小根本取决于国家实力的大小。这种看法严重忽视了话语作为权力载体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并且与事实相悖。当然，这种观点似乎来自于当今世界一个迷惑人的现象，即今天实力最为强大的美国拥有最强的国际话语权，传统强国比较集中的欧洲也拥有很大的国际话语权。但是，美国和欧洲之所以拥有强大的国际话语权，并非仅仅因其实力强大，更是因为他们的话语中所包含的观念创新性引导着大多重要国际议题的设置，他们话语中的逻辑性和说服力较强等等。虽然不能否认实力强大对于话语权是一个积极性因素，但国际话语权从来不是按国家的实力大小来分配的，在某些问题或某些领域，一些实力小的国家比一些实力大的国家拥有更多话语权的情况比比皆是。例如，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不受侵犯的问题上，古巴比美国更理直气壮，而在国际气候变化问题上，北欧的一些小国比许多大国掌握了更大的话语权，这些都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对于中国来说，首先需要破除国家实力与国际话语权份额相对应的迷信，才能回到对话语本身的探索上来，真正认识到强化话语质量对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根本意义。
其一，要努力将自己的优势观念转化为国际主流话语。但凡国际主流话语，首先都是一种关于国际事务的观念和看法被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同，而为此，必须为这种观念和看法提供包括科学依据、道德精神和利害关系论述在内的强有力
的逻辑论证，从而具有说服力。虽然在“西强我弱”的既有历史结构下，中国话语的国际说服力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西方主流的观念和意识形态，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为自己的话语提供强有力的论证，仍然有可能转化为国际主流话语。何况，我们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拥有优势的观念。例如，中国作为有核国家最早明确地提出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主张，以及最终彻底销毁核武器的无核世界观念。又如，冷战后我们提出了“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出了建立“和谐世界”的理念，等等。这些中国话语在根本上事关世界和平和人类前途，利害关系明确且具有道德伦理上不可辩驳的正当性。然而，我们往往只有好的观念却缺乏深入的学术论证和学理支撑，结果是优势观念流于政策性宣告，说服力大打折扣，更没有能够置奉行相反政策的国家于道德困境之中，因而我们的优势观念没能转化为具有引导力的国际主流话语。
其二，要努力增强设置国际议题和制定国际规则的话语能力。设置国际议题和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虽然不单单取决于话语的使用，但现实告诉我们，当今世界的许多国际议题的设置，许多国际规则的制定，是不同国家间话语竞争的结果，阐述理论和思想的话语的使用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理论上说，人类面临的每一个国际问题都可以被设置为国际议题，进行讨论并寻找解决方案。冷战后最为重要的国际议题有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全球治理、人权与人道主义援助、维和、反恐、反核扩散、减少贫困、妇女发展、公民社会建设、环境保护、气候变化与减排、互联网安全与信息自由、生物技术风险管理与伦理禁忌、金融制度改革与稳定、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等等。虽然我们在许多问题的解决中，特别是在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制度改革和东亚地区的自由贸易区建设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总体上说，中国的话语能力和话语质量仍然偏弱，中国话语在某些国际议题设置和国际规则制定中远没有起到关键性作用。
其三，要努力摆脱中国的国际身份“被定位”的状况。话语权是一个国家建构自己国际身份或国际角色的重要手段，每一个国家都会用自己的话语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的国家身份定位。国家的国际身份定位往往有多个角度，而整体性身份性质的定位或其中某些关键项的定位对于国家形象的建构有着直接影响，因而也影响到其国际话语权。冷战后时代，中国对于自己的国际身份有着相当清晰的定位，如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寻求成为多极化中的一极、走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道路的国家等，并认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金砖四国”之一的身份。然而，冷战终结以来，中国的国际身份不断地“被定位”，西方话语、特别是美国话语对于中国国际身份定位及国家形象建构起着强势的塑造性作用，对国家身份自我定位的中国话语反而成为弱势话语。从负面的角度看，西方话语曾将中国定位为非自由民主国家、非市场经济国家、霸权的挑战者、前现代国家，甚至侵犯人权的国家等等。这种种定位构成了“中国威胁论”的意识形态和认识论基础。从正面的角度看，近年来西方又对中国的国际身份进行了“重新定位”，如欧盟及英、法、德将中国定位为贸易伙伴或战略伙伴，美国认为中国是其“利益攸关者”，要求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大国”直至有的美国学者把中美关系定位为，“中美国”（Chimerica）与“G2”（“两国集团”）。虽然正面的定位总比负面的定位要好，但是中国的国际身份毕竟都是处于“被定位”的状况之中。
三、如何加强中国国际话语质量建设近年来，孔子学院的推广，号称“中国CNN”的中文媒体联盟的构建，国家网络电视台的创办，《求是》英文版以及《环球时报》英文版等外文媒体的发行，都表明了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努力。但这类方案和举措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立足于提高现有中国话语的宣传音量和拓展现有话语的传播渠道。要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必须“对症下药”，强化中国话语的质量建设。鉴于话语质量建
设和提升国际话语权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里重点阐述加强中国国际话语质量建设的三个根本途径。
首先，确立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战略。冷战后的时代，西方不仅在实力地位上、而且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处于强势地位，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话语几乎可以通行天下，自由、民主、人权、市场经济等西方话语更成了国际社会的“普通话”。与此同时，欧美诸国利益的扩展也使其对国际议题的设置和国际规则的制定更加关注，并积极利用其话语优势地位。如果说冷战时代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国际政治，并制衡着西方话语，那么冷战后的西方话语则因失去了制衡而取得了“话语霸权”。由此可见，从根本上说，今天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弱势地位是冷战终结这一国际政治格局变动的结果。要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必须面对整个国际政治格局和国际话语结构。因此，我们必须制定一个总体性的国际话语权战略，从战略高度指明话语质量建设的出路。
其次，发展和繁荣基础性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是一个国家的思想和理论阵地，因而也是高质量话语的生产机构和基地。话语包含的诸种要素和特性，如概念的创新、话语逻辑、说服力、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基础等，只有发达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能够赋予。西方在今天世界的话语优势地位，与其发达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是分不开的。冷战后的国际主流话语，如源自美国的“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霸权稳定论”、“民主化第三波”等理论，以及“软权力”、“权力转移”、“无核武器世界”等概念，来自欧洲的“全球化”、“全球治理”、“第三条道路”、“人道主义干预”、“气候变暖”等话语，无不首先出自他们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者。今天构成西方话语权基础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治等等概念和理论，也首先是西方历史上人文和社会科学思想家们的产儿。可见，没有发达的人文和社会
科学研究，就难以提升话语的质量。以此来观察中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虽然出版的书籍越来越多，一些研究者的课题应接不暇，但有一个现象却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那就是今天中国的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等各学科所使用的核心概念和主流话语，都来自西方。要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质量，必须尽快改变这种局面，发展和繁荣基础性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
最后，在平衡现代化、国际化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弘扬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与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平衡现代化、国际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进程中一个不断被追问被讨论的话题，对这一话题的解答对于弘扬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至关重要。话语之所以能产生权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所包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被认同。核心社会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则能对不同领域的话语起到统摄性作用，使之形成内在价值一致和逻辑一致的话语体系。同时，由核心社会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统摄之下的话语，也能保证话语的真实意义表达。当前，弘扬社会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必须把握好一个原则，即在现代化、国际化与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之间取得平衡。这样，未来中国的国际话语才会具有新的价值源泉，并因而获得强大的国际话语权。
（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篇五：当今民主话语权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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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公民话语权发展中的瓶颈及出路
作者：孙玉雯诸葛至辉来源：《理论观察》2013年第07期
[摘要]中国公民话语权的发展遭遇到了瓶颈，究其原因是政府在保障弱势群体话语权制度上存在不足以及公民参与意识淡薄等。面对这些问题政府应当努力健全保障弱势群体话语权的机制，全力为公民创造真实有效的话语权表达机制，另外公民也要积极培养自己的参政意识和主人翁精神。[关键词]公民话语权；政治民主化；维权意识[中图分类号]D03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3）07—0017—02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的同时，也出现了社会贫富分化严重以及关系到社会公正的一些民生、民权等问题，如政府官员腐败、农民工就业困难、城市房价过高、教育不公等。而大众传播、互联网以及手机等新兴社交工具和传媒公共领域的发展，为公民提供了更多表达利益诉求和言论自由的话语权平台。因此，如何理解当代中国公民话语权的内涵及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破解当代中国公民话语权发展中的瓶颈等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公共政治的重要课题。一、我国公民话语权内涵及其政治表达机制（一）理论界对公民话语权的界定理论界对于公民话语权从不同的视角展开了不同的研究。哈贝马斯从理想交往行为理论的层面对此进行了分析，他提出了著名的理想行为交往理论，强调公共领域的讨论是民主的最基本形式，是民主的根基的论断，对公民话语权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福克斯和米勒从公共能量场的角度探求公民话语权，他们认为所谓的公共能量场是表达社会话语的场所，公共政策在这里制定和执行，公民的话语在这里得到交流、尊重和表达。但是福克斯的话语理论带有空想主义的性质，因为话语理论没有在机制上设计出一种具有操作性的体制构架，事实上，公民参与的途径和制度保障远比参与的愿望和设想更加重要。中国学者李水金提出，公民话语权即是公民享有的表达话语的权利，是公民表达其利益、意见与思想的一种言说权利或行为权利。学者周海涛描述了当前农民话语权缺失制度保障的情况以及在媒介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状况；周海霞也反映了类似的呼声，提出要让农村弱势群体拥有媒介话语权，有效表达自身的利益需求。〔1〕笔者认为中国公民话语权是指中国公民不分区域、背景、名望等条件，平等地享有法律所赋予的合法行为权利。（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公民话语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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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作为依法参与政治生活的中国的公民，应当充分行使法律赋予的选举权，投票选举产生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就是国家机关与普通公民沟通的重要媒介。当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职权时，需要倾听普通公民的意见，体察民情，顺应民众要求，使公民可以行使话语权，确保政策和法律制定的科学、合理、民主，防止权利滥用。这一举措有助于增强各级国家机关的活力，提高工作效率；促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转变工作作风，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2〕二、我国公民话语权实现中存在的问题尽管中国公民的话语权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后发生了巨变，但是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一）保障弱势群体话语权制度存在不足弱势群体话语权无语得到充分保障无疑是当今中国公民话语权发展中存在的最严重问题之一。“弱势群体”一词第一次写入200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报告指出，所谓的“弱势群体”是指那些在物质条件方面、权利和权力方面、社会声望方面、竞争能力方面以及发展机会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3〕在弱势群体中，农民工占据很大比重。虽然政府部门为弱势群体实行话语权开通了一系列的渠道，例如建立了信访制度、成立了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的工作组等，但是公民在通过这些渠道行使自己合法权利时还是遇到了许多问题。究其原因：第一，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在物质基础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大多数弱势群体由于收入水平不高，经济基础较差，无法获得渠道和路径表达意见，一些弱势群体甚至无法解决温饱问题，因此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在关乎切身利益时各抒己见。第二，弱势群体自身条件的限制。大多数弱势群体自身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程度较低，语言表达能力有限，甚至缺乏充足的参与资源，无法通过大众媒体表达自己的想法，参政议政，甚至当自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也只能选择“忍气吞声”，无法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第三，相关法律和政策不够完善。弱势群体大多势单力薄，没有坚实的“保护伞”，所以特别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强大支持。目前，尽管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但却由于一些组织和个人的一己私利受到影响而难以有效落实，再加上弱势群体自身维权意识较弱，最终使得它们成了“摆设”。（二）人大代表选举的途径存在缺陷人大代表作为沟通人民群众和中央政府的桥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公民将自己的意见反应给相关代表，再由人大代表向上传达。所以向人大代表反映问题，就成为公民向中央政府表达意见，行使法律所赋予的话语权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在选举人大代表的过程中，一些个人和组织存在“暗箱操作”，甚至有些代表在选举过程中存在“花钱买票”的不法行为，代表一些被专家、学者、企业家所“垄断”，基层民众所占比例很小，使得代表的选举没有真正做到合法化、透明化。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民主化程度；最终影响了基层公民话语权的有效表达。（三）公民缺乏自由的表达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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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在表达话语权和行使法律赋予的合法权力时，有时会使一部分组织和个人的私利无法实现，当这部分个人和组织的利益受到损害时，必然会千方百计进行阻挠和压抑那些不利于自身利益的“声音”的传达。尽管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在2002年12月发布了《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规定政府在制定或调整“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和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时，应该举行价格听证会，但是听证的主动权始终难以掌握在普通公民的手里。许多时候甚至规定，听证代表只能讨论涨多少，而不能议论涨不涨。“逢听必涨”已成规律，民意根本无法左右物价决策。按照《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消费者或者社会团体可以委托消费者组织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提出听证申请，但对于具体实施程序和办法却没有详细明确的规定。〔4〕此外，在少数政府部门内部存在着不按既定有序的章程办事，而是遵照着潜在的不成文一些“潜规则”，而且在有些政府部门内部，潜规则随处可见。政府官员为了自身利益，明哲保身，不敢表达自身的真实想法，一些官员甚至搞“形象工程”，虚报材料，这些都严重影响公民话语权的表达。（四）公民的参政意识淡薄并具有政治冷漠性虽然政府部门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公共政策活动，但是有一部分公民仍然热情不高。究其原因：第一，虽然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程度不断提高，公民话语权有了一定程度的保障，但是一些公民的参政议政意识依然非常淡薄。自古以来，儒家文化占据着中国的传统社会的统治地位，孔子倡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5〕这种“礼”是一种森严的等级制度，有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同时也使得广大百姓安于现状，即使知道自己的合法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也不敢轻易指出。第二，在很多公民中却存在着“政治冷漠”现象。这主要表现为公民对于政治活动参与度不高，或者消极参与。也表现为公民对于自身政治权利的忽视和冷漠。例如，在一些政府部门制定重大决策时，希望听到公民的声音，但是有些公民为了不给自己“找麻烦”，就选择投“弃权票”，只有当自身的直接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时才会做出回应，表达不满。正如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奋斗所努力来争取的所有事情，都和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6〕三、完善公民话语权合法保障机制的途径和对策中国公民话语权的发展遭遇发展的瓶颈有其深刻的原因，归根结底，需要建立有助于公民话语权发展的公共话语场，合理搭建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部门之间沟通协调的平台。公民话语权的发展，需要从政府部门和公民自身出发，双管齐下。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一）健全保障弱势群体话语权的机制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在公民中占有很大比重，因此充分保障弱势群体话语权的实现就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篇六：当今民主话语权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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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观念下的话语权
作者：张子夏来源：《学理论·下》2015年第01期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国际关系中各个领域话语权所占的比重也日益增大。但在某些关键领域仍处于弱势地位，尤其在人权观念领域，中国所倡导的人权观念与西方国家主流的人权观念存在重大分歧。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传统文明历史的国家，而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西方国家人权的解释并不十分赞同，而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人权理念也不甚了解。正是这种分歧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未能在人权领域取得与其国际地位相平等的国际话语权。如何谋求在人权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是中国在当今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关键词：人权观念;国际话语权;中西差异中图分类号：D03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3-0005-03随着国际交流的日趋紧密，全球一体化的进程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加快，各国纷纷着手于谋求在国际关系中各个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以便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中国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西方各国在关注中国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发展的同时，也注意到中国外交和文化等软实力的提升。因此，我们正处于一个人权发展的时代，与此同时人权观念也是当今世界探讨的重要理论问题。然而，由于东西方政治体制、法律体系、历史传统的差异，导致人们对人权有不同的理解，进一步引起双方的矛盾和冲突。本文意图从中西人权观念上的差别入手，定位中国的人权观念。对中国如何表达自己的人权观，如何争取话语主动权，打破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中的被动地位进行思考。一、人权观念（一）人权观念的来源及界定人权是历史的观念，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互动中界定人的权利和利益要求的价值标准。近代意义的人权思想发端于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最初的渊源则可以从14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想中找到端倪。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在其名著《论世界帝国》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人权”的概念。马基雅弗利和布丹的政治理论中人本主义的主张对后世启蒙学者的人权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各国的萌芽和发展要求政治学说和意识形态与时代的特征相适应，以理性和人权为核心的启蒙运动应运而生。在启蒙运动的推动下，西欧各国先后将人权纳入了国家和法律保障的框架，“天赋人权”、“人民主权”、“个人权利”等人权理念逐步牢固地确立起来，成为今天西方各国社会制度和政治思想的重要基石[1]。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和1789年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标志了近现代意义上的人权观得以确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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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权观念在世界范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将西方人权观念扩展成为全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人权作为一个解释个人与国家、个人与集体、权利与义务等多种社会关系的概念，其本身包涵着非常复杂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人权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概念：一方面，人权的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另一方面，不同的国家又因为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条件和历史传统的差异而对人权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实践活动[2]。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在西方的率先发展以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思想文化运动影响，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蔓延使得西方的价值观念得到广泛的传播。因此在人权观念的建构中西方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为人权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奠定了基础。但是，随着国际关系格局的调整，原本确定的国际话语权遭受了新兴国家的挑战，以一概全的价值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二）中西方人权观差异自1842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经受了长达百年的侵略压迫。在寻求摆脱外来侵略、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道路上，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汲取了西方国家先进的思想，先后开展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爱国运动意图通过将西方资本主义人权、民主思想嫁接到久经干旱的中国大地上，但是这些努力的结果是失败的。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开阔了人民的视野，为人民很好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扫清了障碍，使得中国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价值观念，同时也形成了独特的人权观念。因此，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人权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使得西方人权观念的国际话语权遭受挑战。1.观念来源中国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这种特殊国际地位要求中国在各个领域要有自己的话语权。并且中国的现有价值观念不仅是奉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果还是汲取中华几千年优秀文明的结果。因此，中国的人权观念的主要来源是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念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所体现的人权观念的结合。第一，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是在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与资本扩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西方的人权观念的形成是以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和神权统治为核心的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形成的。第二，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的价值观念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具有其独特性。西方的人权观念来源于欧洲资本主义时期的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反对神权、弘扬人性”的启蒙思想。这种思想渊源也就注定了中西方人权观念的不同。2.观念差异第一，主权与人权的关系是人权理论中的重要问题。中国强调主权至上。从历史传统上来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虽历经多个朝代的变迁及如五代十国时期一样的分裂局面，也有少数民族统一中国的朝代，但总体上中国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接受汉民族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是统治思想的核心，它的主要观念就是其家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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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先国后家，先家后个人”。这种思想有利于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也形成了中国人民信奉“国家主权之上”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从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使得中国人民意识到国家独立的重要性，从而中国人民认识到了没有国家主权就无任何人权的国际社会的现实。相反，西方国家强调人权高于主权。正如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主席托尔比约恩·亚格兰提出的观点：“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权标准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世界共同体有责任确保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权标准得到尊重”。第二，中国强调把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统一起来，西方强调个人权利至上。用钱其琛的话来说，则是欧洲国家更注重个人权利和价值，亚洲国家崇尚集体人权和对家庭、社会的责任[3]。东方国家强调集体人权，是对文化价值观念的传承。在儒学伦理中，家庭是社会活动的中心，“国之本在家”。儒学认为个人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群体受到损害，个人的生活也就会失去保障[4]。马克思主义强调集体至上原则。马克思反对把个人的自然属性当作人权发生的依据：“很明显，个人既然是国家职能和权利的承担者，那就应该按照他们的社会特质，而不应该按照他们的私人特质来考察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的人权观念体现的则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单从这方面来看，西方的人权思想是建立在维护个人利益至上的。换言之，儒家文化中的人权思想是一种伦理型人权思想，西方人权思想是功利型人权思想。西方国家十分推崇自己的人权观念，并认为应该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推广。中国的人权观念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而服务，汲取中华传统价值观念，同时也借鉴西方人权观念中的有益成分;中国的人权观念也是以生存权和发展权等基本权利为基础，并向其他政治权利拓展。中国的这种人权观念是以中国的社会现状为依据而建立起来的，为我们以人权理念为基础，拓展话语权奠定了社会基础。（三）中国人权观面临的挑战第一，中国的人权观念受制于西方人权观念。基于立国之道，中国是社会本位的社会构造，中国人历来认为社会利益重于个人利益，认为个别的人可以为社会而牺牲，个人在伦理上也应该为社会牺牲。这与西方人权问题的侧重点有着本质上、逻辑上的不同。然而，在西方话语霸权的影响下，西方价值偏好所规定的人权概念成为目前流行的人权解释框架，由于世界各国没有发展形成更好的人权理论，因此只能默认西方的解释框架，于是，即使反对西方的人权批评，也只能在西方所规定的框架内去进行辩护，这样就事先受制于人，完全没有主动权，无论什么样的辩护都自陷于被动。第二，中国在“人权外交”上处于被动局面。“人权外交”，顾名思义就是在外交政策中强调人权价值，以改进相关国家的人权状况为目的的外交行为和国际政策。西方国家在外交中，一直把中国的人权状况作为重要的政治问题来对待，引起中国政府不满并对此采取反批评策略。由此看出，西方在人权外交的开展上掌握着主动权，而中国则处于被动局面。在这种不利的局面下，我们应根据中国的社会现状和国家利益需要，汲取传统思想的精华，提出我们自己的人权观念、扭转我国在人权外交上所处的劣势地位。儒家文化是一种人文主义文化，处处闪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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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人重民的人文主义光芒，其中就含有一定的人权思想。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寻求新的对策。首先，儒家以“民本”为核心的仁政思想中之人权理念。儒家的民本与君主制相联系，它主要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人民的利益是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主体（“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其二，君主的权力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爱戴才能长久巩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虽然是这些理念的出发点是为维护君主制服务，但也体现对于人权的重视。孔子要求君要施仁政，要爱人，主张民本思想“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列子·天瑞》）;孟子亦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孟子·离娄上》）这些都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人权理论。中国古代的人性善学说发源于孔子，行成于孟荀。“人之初，性本善……”是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孟子的说法。我国古代的儒家从人性善论出发，倡导对人的道德教化，重视对人的后天的教育，提倡由“内圣外王”贤君实施的“仁政”之道。从人性善论出发，重视个人权利的实现，并兼以实施仁政，对于现在人权观念的完善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再次，儒家以“富民”为核心的经济思想中之人权理念。儒家人权思想重视人民的经济权利。这样有利于配合我国现有的人权政策，重视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为其寻求历史根源。儒家思想中所蕴含的以上思想，至今依然具有实用价值，这对于丰富和发展中国的人权观念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二、如何拓展中国在人权方面的国际话语权国际话语权是指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就国家事务和相关国际事务等发表意见的权利。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硬实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中国外交与文化方面的软实力也较之以前有了长足的发展。国际话语权作为一国软权力的重要指标日趋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客观冷静地看到当今中国在国际上所拥有的话语权的实际情况。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通过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对需要帮助的国家给予多方面的援助等实际行动，逐步掌握政治领域国际话语份额。但是现如今的国际秩序仍以美国和西欧等国来主导，国际话语权也由它们来掌控。因此，中国尚未取得与其国际社会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尤其是在以西方人权观念构筑的人权领域，中国应积极努力，拓展话语权。第一，加强人权研究，创立人权保障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模式。只要有了我们自己的人权观念，并且形成一套完善的人权理论，才能使世界各国了解我们的人权，接受并认可我们的人权理念，为我国在拓展国际话语权方面奠定理论基石。在人权理论体系建构过程中，我们应汲取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学习西方先进的理念，取其精华，两者结合构建出属于自己特色的话语体系。第二，中国应该认识到自身在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改善。法治是实现人权的保障，坚持依法治国，加大人权的立法、执法、司法的保护力度。切实的社会现状的改善，不仅可以为中国的人权观念的完善提供现实依据，还可以检验人权观念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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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加强舆论宣传，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在构建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性。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传播领域投入巨资，在收集、制作和传播信息等方面占据了优势。而中国在新闻媒体传播方面虽然取得很大的发展，但仍缺乏国际影响力。因此，为了获得在人权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应积极的扩大其新闻媒体的影响力，获得能够左右国际事件报道的地位，让中国人权观念传递出去。第四，公众外交发挥其作用，使世界民众能更好地接受我们人权观念。为我们获得人权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奠定群众基础。随着各国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提高、传播手段的日趋多样化，普通民众有了关注外交政策与国内现状的能力和手段。中国应该很好地把握住公共外交在现当今世界中的作用，利用好民意对于一国政策的取向和国际事件发展的影响力。在传递中国自己的人权观念的同时，让世界人民认识到我国人权观念的来源，了解我国人权观念的特殊性，增强对中国人权观念的认同，使得中国能够很好的拓展其在人权领域的话语权。第五，积极参与人权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从而改变对中国人权问题的狭隘认识。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施行，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大大加强，有利于我国拓展在人权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中国政府1991年发表了第一份人权白皮书，此后开始接受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概念和制度框架。中国签署了主要的联合国人权公约，也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三、结语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权思想和理论，是因时代需要而产生的，对于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产生过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与作用。21世纪是一个包容兼收的时代，世界各国的价值观念发生激烈的碰撞，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都有资格和权利提出和发展自己的价值观念。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的需要，走向世界成为必然。中国在获得自己所需益处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摩擦。在一些国际政治价值观念方面，尤其是人权观念方面中国与西方社会显得格格不入，并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人权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国际关系领域占据重要地位。中国政府于1991年发表第一份人权白皮书，开始接受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概念和制度框架，并签署了主要的联合国人权公约，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尽管接受了人权国际机制，但在观念上并没有与西方达成一致。到现如今的党的十八提出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再次将人权观念问题推向了高峰。因此，在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下，拓展中国话语权显得尤为重要。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关注度也随之增加，在人权领域方面对中国有意、无意的误解、歪曲的报道也会不时出现。面对外界的评价和批评，要以中国人权理念为依据，建立中国话语权和重塑国际话语体系，需要我们进行理论创新，理论武装自己。具体而言，就是要总结中国人权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关切，使中国人权发展道路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同，从而营造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抵御西方敌对势力的思想渗透，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要借助新型的外交方式来将中国的人权观念传播出去，让更多民众了解中国人权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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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1]刘杰.人权与国家主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李清律.中美人权观念的冲突与中美关系的展开[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4）.[3]钱其琛.面向21世纪的世界人权[N].人民日报，1998-1021（4）.[4]罗艳华.来自东方的强音[J].当代亚太，1995（4）.
篇七：当今民主话语权体现
二网络话语权的公共领域特征及其边际限度随着公民意识的崛起网络话语权快速成长为一种重要的公民权利由于网络表达的匿名性平等性自由性使得网络话语权的行使成为公民表达利益诉求和发表个人观点的重要途径特别是网络话语权下兴起的网络问责给草根阶层提供了问责政府的机会成为行政问责的新形式和新手段在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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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话语权的公共领域特征与话语民主的实现
作者：司林波来源：《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02期
摘要：网络作为公共舆论的重要平台，使得公民的话语权在网络空间得到全新的实现。网络公共领域的话语表达所表现出的匿名性、开放性、互动性等特点，使得网络话语权的行使具有传统媒体无可比拟的优势，成为公民问责和实践话语民主的重要形式。
关键词：网络公共领域；网络话语权；网络问责；话语民主
中图分类号：D082；G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973(2012)02-0019-04
ThePublicSphereCharacteristicsofthe
InternetDiscoursePowerandtheRealizationofDiscourseDemocracy
SILin-bo（SchoolofHumanitiesandLaw，YanshanUniversity，Qinhuangdao066004，China）
Abstract：Theinternetasanimportantplatformofthepublicopinion，whichmakesthecitizens’discoursepowergetsanewrealizationcompletelyincyberspace.Thecharacteristicsincludinganonymous，open，interactive，etc.whatthediscourseexpresshasownedintheinternetpublicsphere，whichmakestheinternetdiscoursepowerhavemoreunparalleledadvantagesthantraditionalmedia，andbecomeanimportantformofthecitizenaccountabilityandthediscoursedemocracypractice.
Keywords：internetpublicsphere；internetdiscoursepower；internetaccountability；discoursedemocracy
话语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网民数量的急剧增加，网络以其自由开放的特点上升为公众舆论的重要平台，网络话语权的研究开始引起关注。笔者将在对网络话语权相关概念考察和界定的基础上，对网络话语权的公共领域特征及其边际限度，以及与话语民主的关系进行分析，并提出规范网络话语权和实践话语民主的基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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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话语权的基本概念
在对网络话语权的概念进行界定之前，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是话语，什么是话语权？话语本是语言学上的概念，意指“说出来的能够表达思想的言语”[1]。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不再仅仅是语言学上的概念了，话语的应用领域得到广泛拓展，特别是在社会学和政治学中的广泛应用，使得话语开始成为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力量，这就演化成一种新的概念——话语权。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话语”蕴含了极为复杂的权力关系，“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2]我国学者也提出了自己对话语权的认识，但大多是从权利的角度来定义话语权的。
综合国内外学者观点，笔者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权力”和“权利”都是话语权的内涵所在，作为“权利”的话语权是公民应该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而当话语表达对他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的时候，则这种“话语权利”就演化为“话语权力”。
话语权力表现为一种影响力和控制力，虽然每个人都拥有说话的权利，但其影响力和控制力是有巨大差异的，这种差异取决于话语人所掌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多寡。资源的多寡决定了其社会地位的高低，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个人及其群体的话语声音就会被放大，表现出较大的“社会音量”，也就是拥有较多的话语权，反之则具有较少的话语权。这是话语权在传统社会环境下的基本表达形式，也可以说这种话语权主要是“权力精英”话语权。
网络技术的兴起和普及化，改变了传统的话语权表达形式，形成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平等的话语表达方式，在网络环境下，网民通过论坛、BBS、博客、微博等新媒体形式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发表自己对社会现象及问题事件的看法和态度，当这种看法和态度获得一定量网民认同的时候，就会产生“共鸣”效应，形成一种巨大的话语场力，对事态进展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左右公共政策的方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权力精英”的“话语霸权”。这种力量来自于网络新媒体所承载和传达的公民话语权的表达。由于网络表达的匿名性、互动性、开放性等特点，使得公民话语权的表达摆脱了传统表达渠道的限制，也就使得话语人的资源多寡所占有的表达优势大打折扣或不复存在，从而在话语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平等的表达关系，有利于社会平等观念和政治民治的推动。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给网络话语权简单下一个定义，所谓网络话语权，是指网民依托网络新媒体平台，享有的平等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态度的权利，以及这种权利表达对他人的思想变化和行为选择产生的影响力。
二、网络话语权的公共领域特征及其边际限度
随着公民意识的崛起，网络话语权快速成长为一种重要的公民权利，由于网络表达的匿名性、平等性、自由性，使得网络话语权的行使成为公民表达利益诉求和发表个人观点的重要途径，特别是网络话语权下兴起的网络问责给草根阶层提供了问责政府的机会，成为行政问责的新形式和新手段，在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民行使网络话语权及开展网络问责是公民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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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基本权利，这种权利行使得好，不仅可以促进利益诉求和相关问题的解决，而且有利于社会平等观念的养成，促进政治民主的进程。可以说，网络媒体的发达为政治民主进程插上了翅膀。
网络话语权行使得当，其积极作用巨大。然而，如果这种蕴含巨大能量的网络话语权的行使走向失范，其破坏力也可想而知。因此，虚拟世界的网络话语权和现实世界的其他公民权利一样，都不是绝对的，可以说，网络话语权的表达自由是相对的，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和秩序，必须维持在不违背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序良俗的底线之内。网络话语权的行使不绝对是公民的个人自由，也不是一种纯粹私权利的行使，因为网络空间虽然具有私人空间的性质，但一旦引起其他网民的广泛关注，这种私人空间的言论就会被广泛传播和放大，这是与记录个人笔记本上的日记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的。因此，网络空间的私人性是相对的，从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的跨度仅在一瞬之间，或者说网络空间的根本特性在于其作为公共领域的特性。
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特性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个领域，[3]既不属于私人领域，也区别于国家公共权力领域，它不是政府机关的附属，为政府所控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有三个基本特性：（1）开放性。它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是一个公开的公共空间，每个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观点，同别人交流与辩论。[3]16（2）理性原则。“他们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就普遍利益问题达成共识”，[4]通过“共识”的舆论压力以影响政府决策和行动。（3）公共性。这是公共领域的根本特征。在这里的观点交锋不是为了解决私人事务和寻求私人利益，而是就公共议题进行交流，是为了寻求公共利益。[3]17
网络空间同样符合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特性描述。网络空间向所有网民开放，网络公共舆论共识的达成主要来自于网民的共同兴趣以及出于公共利益和价值规范的认同，网路舆论的焦点不是私人事务而是公共议题等。既然网络空间同样是一个公共领域，就必须遵循公共领域所必须遵守的价值和行为规范。也就是说，网络媒体为网民提供的是一个“公共话语空间”，既然是公共领域特性的话语空间，那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就不是个人的私事了。和传统媒体一样，“以事实说话”是网络话语必须遵循的第一规范。也就是网络话语权的边际限度在于以事实为依据，以理性思考为准则，不能夸大事实、造谣生事、恶意诽谤，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否则就应该向传统话语表达方式一样，接受监督和问责。
三、网络公共领域的话语效应与话语民主的关系
网络话语权在当下行使最广泛的形式是在网络问政和网络问责中的运用。网络问政和网络问责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网络话语权下的民主参与和舆论监督，是在网络公共领域中对话语民主的实践。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话语民主”模式，[5]“话语民主”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在政治领域的延伸，其实现途径是公民围绕公共事务展开自由、平等的辩论、对话、商讨并最终形成政治共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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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费尔克拉夫也指出：“话语的民主化意味着消除话语权利和语言权利、义务和人类群体声望方面的不平等和不对称。”[7]哈贝马斯“话语民主”的实现应具备下列条件：
1.话语主体具有广泛性。在网络空间，网民便是话语的主体，也就是说，话语民主具有广泛的主体，而且这一主体的主要成员（经常发言或表达利益诉求的网民）具有相对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和对社会与政治的关注热情，民主意识较强，参政议政能力较高。虽然网络空间的话语主体数量尚不能完全覆盖哈贝马斯关于传统社会话语主体的内涵，但素质相对较高，完全具备行使网络话语权的能力，同时，只要是能够上网的公民都可以参与网上讨论和意思表达。因此网络空间的话语主体具有向传统话语主体的无线延展性。
2.话语主体的公开讨论必须坚持理性准则和遵循公共领域的公共利益要求。在这一点上，由于网民参与谈论的情绪化、私利化等因素较多，使得网络话语权的行使可能存在非理性的取向，也可能存在对公共利益侵害的可能，这也是网络话语权下网络问责对于“话语民主”影响的不规则变化因素，即可能是正向积极的影响，也可能是负面消极的破坏。
3.话语民主的实现要求以公平、公开、理性等原则作为讨论的基础，通过互相协商形成“大多数人的共识”。网络空间共识的达成大多是出于对公共利益和社会价值规范的认同，共识的达成更多是发自本意的，“因为许多集群是基于公共兴趣，而不是资本投资，在网上很难用金钱购买注意力，更难以压制不同意见。”[6]
因此，网络公共领域话语权的形成是有助于话语民主的实现，但其对于话语民主的实践程度，则取决于网络话语权行使的理性和客观程度。另一方面，由于网民意思表达的匿名性和地域广阔性，使得各个话语主体之间的意思表达缺乏稳定的信任关系，话语表达理性不足，缺乏组织性，也难以结成代表公共利益的稳定团体。
综上所述，网络话语权的行使有推进话语民主的积极要素，但也存在着一些非理性的不确定因素。相对于传统话语表达的主体确定性、形式确定性、利益确定性等特征，网络话语表达表现出明显的主体匿名性、形式非正式性、利益模糊性等特征，给话语民主的实现提出了挑战。然而，挑战不代表不能实现，只要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网络话语民主依然能够实现并大行其事。下面，我们对网络话语权的行使与话语民主的关系进行分析，从而为探索如何实现话语民主提供分析路径。
网络话语权在网络公共领域的行使，必然产生一种影响力，表现为网络公共领域的话语效应，这种效应可以分为正效应、负效应和中间效应三种，正效应指的是对事件过程本身的理性思考、准确反映和自由表达，表现为网络民主的形式；负效应指的是对事件过程本身臆测的、误解的或有意歪曲的反映和表达，表现为“网络暴力”的形式；中间效应指的是对事件本身持观望态度，没有明确的态度取向和意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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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正效应居于主导地位的时候，可有力推进话语民主的发展和危机事件的解决，反之，则产生阻碍和破坏作用。我们可以根据话语效应与话语民主的互动关系，构建网络话语效应—话语民主关系模型二维坐标图，如图1所示。
X轴代表网民舆论的话语效应，Y轴代表对话语民主的影响。y1曲线代表网络舆论的正向效应与民主关系程度，y2曲线代表网络舆论的负向效应与非民主关系程度；a和b分别表示公民对公权力的信任和不信任程度。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国内地方政府公信力欠佳的情况下，即公民对政府的言行持怀疑态度较多的条件下，有a
当│y1│>│y2│时，从长期来说，有利于推动话语民主；从具体事件来说，有助于本次事件调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和解决；
当│y1│
当│y1│=│y2│≠0时，网络舆论处于平衡状态，从短期或具体事件来说，这种网络舆论的影响不明显；但长期如此，社会充满不确定因素，将会进一步削弱政府的公信力，破坏社会的信用关系，影响社会的稳定，危及话语民主及政治民主化的推动。
当│y1│=│y2│=0时，没有形成网络舆论，网民对社会公共事件持冷漠态度，表明网民权利意识淡漠，但更可能是对参与政治缺乏信心，缺乏实践话语民主的兴趣和动力，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政府与社会关系处于潜伏的危险期状态。当然，在实践中，网民完全冷漠的状态是很少见的。
四、规范网络话语权，实践话语民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网络话语权为草根阶层的话语表达和利益诉求提供了与传统“权力精英”几乎平等的话语平台，打破了“权力精英”的话语霸权，有利于社会平等观念的养成和政治民主化进程。但同样由于网络空间话语表达的不规则性，以及表现在实践中的虚假信息、造谣诋毁等恶性表达等“网络暴力”形式的存在，使得网络话语权行使的积极效应大打折扣，也影响了作为一种新的政治民主形式的话语民主的实践。为了规范网络话语权，积极推进话语民主的实践和政治民主化，笔者提出如下两点建设性思考：
（一）规范网络话语权行使，维护网络公共领域秩序
网络公共领域是一种新的公共领域，与传统公共领域具有极大的区别，因此，对网络公共领域的规范也必然不能照搬传统公共领域的做法。同时，由于网络公共领域主体的不确定性、表达的非正式性和利益的模糊性，也很难根据传统方法锁定管理对象。但这并不表示，对于网络公共空间的管理就束手无策，应该充分发挥伦理、法律和技术三方面约束机制：（1）加强网络伦理研究，尽快形成网民能够达成共识的网络伦理规范，并通过大力宣传教育，内化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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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内在心理约束机制，从而为网民话语权的正确行使打造一道心理防线；（2）加强网络安全与管理立法，制定具有制度刚性的网络规范，比如在部分领域推行网络实名制等；（3）加强网络安全监管技术研发与升级，锁定问题用户，严肃处理“网络暴力”事件。
（二）引导网络话语的正向效应，实践话语民主
根据上文对网络话语效应与话语民主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引导正效应，争取中间效应，问责负效应”应该是实践话语民主的有效途径。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引导网络话语的正效应，争取中间效应，问责负效应呢？其根本途径在于增强政府的公信力、透明度和回应力。首先，如果政府树立起较高的公信力，广大网民就会信任政府的声明和举措，谣言诋毁就会不攻自破，使得正向舆论更加强大。同时，中间派何以持冷漠态度，也是因为对政府持有半信半疑的态度，如果政府公信力提高，那么自然能够鼓舞中间派的信心，使得中间效应向正向效应转化，同时也能分化负面舆论集团，削弱负向效应的影响。政府如何树立较高的公信力呢？一是靠政府的透明度。政府对社会透明，让公民不仅仅听其言，还能观其行，使得公务人员的一言一行都在公民的监督之下，必然能够提高公民对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信任和支持。二是靠政府的回应力。回应力是政府对于社会公民关心和关注的问题及时作出应答和回复的能力，如果老百姓的问题都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回应，必然能够提高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信。因此，透明和回应是政府赢得社会公信力的两大支点。
参考文献：
[1]陶然，萧良.现代汉语名词词典[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5：195.
[2]王治河.福柯[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182.
[3]闫军帅.对网络话语权下一种新型问责方式：网络问责的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10.
[4]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81.
[5]〔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北京：学林出版社，1999：231-244.
[6]胡玲.网络公共表达离“话语民主”有多远？[J].新闻爱好者，2009，（8上）：46-47.
[7]〔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87.
[责任编辑、校对：任山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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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八：当今民主话语权体现
中国在国际上要有自己的话语权
周贤彪
【期刊名称】《建设机械技术与管理》
【年(卷),期】2008(021)004
【摘要】近一个多月以来，CNN和一些西方媒体再次显示了他们的偏执程度和道德水准。或许是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抵触，或许仅是为了“争夺眼球”的商业噱头，或许是兼而有之，他们在“人权”的传播符号下，极力为达赖集团争取“民族权力”（实际上是做奴隶主的权利），但从不为砸碎衣奴枷锁的百万藏民获得自由张扬；他们只渲染有人被绳之以法，却不告知被绳之以法的人的恶行；
【总页数】1页(P1)
【作者】周贤彪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TP393.09
【相关文献】
1.“中国式民主”要有自己的民主话语权———关于民主话语权问题的几点思考[J],秦廷华2.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设备管理标准体系r增强中国装备制造业在国际上的话语权——r中国设备管理协会会长王金祥在"2017中国设备管理大会r暨第十五届TnPM大会"上的讲话[J],3.中国远洋海运集团董事长许立荣:新时代要有新作为央企将进一步提升国际话语
权[J],徐豪4.中国声要有中国味儿——论中国对外交流和传媒的话语权问题[J],陈致远;5.在国际上掌握核心话语权中国首个RFID国标发布[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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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九：当今民主话语权体现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笔谈——创新民主实践和民主话语，夺取民主话语权
张传鹤【摘要】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自觉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再认识、再思考。我们在此选编了几篇文章,希望对深化这一问题的讨论有所帮助。【期刊名称】《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年(卷),期】2011(000)006【总页数】2页(P18-19)【关键词】社会主义民主;资本主义民主;关系【作者】张传鹤【作者单位】中共山东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0-0编者按：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自觉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再认识、再思考。我们在此选编了几篇文章，希望对深化这一问题的讨论有所帮助。
一直以来，我们党不但非常重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把民主上升到党和社会主义“生命”的高度，而且一直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研究和宣传。但总体来看，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宣传还存在若干不足，解释力、说服力、感召力不强的问题比较突出。首先，民主理论宣传中一些概念不清晰。如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宣传上，有的同志不界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什么是资本主义民主、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引起了人们的质疑。其次，对我国当前的民主发展阶段缺乏一个准确的定位，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发展愿景缺乏一个明确的描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也必然处于初级阶段，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具体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创新空间还没有被充分开拓出来，中国的民主进步步伐还受到封建传统思想残余的掣肘。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讳言我们在民主进步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这显然是不够的。首先，要夯实理论基础。对民主的定义、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这些基本概念，要敢于作出自己的定义。以对民主的定义为例，我们要敢于挑战西方主流民主理论。尽管西方各主流民主理论的代表人物对民主定义的表述不尽相同，但与熊彼特把民主定义为“一些个人通过竞争人民选票来获得（公共）决策权的制度安排”基本上大同小异。这样，“民主”在当代西方主流民主理论那里实际上变成了“选主”。笔者认为，民主从本源意义上讲，是一种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决策方式，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即所有与特定事务有利害关系的人（利益相关方），都享有对该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决定权，在人们充分知情、参与和表达意见以后，以人民（或自由民、公民）中多数人的意见为决策依据，同时允许和尊重少数人的意见表达。在引申意义上，可将民主的理念运用于其他社会组织或共同体（如党内民主、家庭民主等即是从引申意义上来讲的）。民主的决策管理
方式上升到制度的层面，就形成民主制度。我们提出以保障“五权”为价值取向的民主定义，显然比西方主流民主话语的“选主”定义更符合民主的本意和所有进步力量的民主理想。此外，我们也要对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给出明确的定义。笔者认为，所谓资本主义民主，就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家阶级凭借各〔种强大的资源优势，通过巧妙的制度设计，对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决策发挥有利于自身利益的重要影响力。所谓社会主义民主，就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制度条件下，广大人民群众在排除了出身、性别、种族，特别是金钱等影响力的条件下，平等地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决策管理。其次，要创新民主实践。理论的底气来自于厚实的实践成果。尽管无数事实证明，经过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实践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的历史还不长，在有些方面，尽管我们搭起了基本的制度框架，但在一些民主实践的细节上，还做得远远不够，还需要在细化上下很多工夫。此外，在创新群众政治参与的形式、拓展群众政治参与的渠道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创新空间。最后，要创新民主话语。在创新民主话语时，要始终坚持党性和客观性相统一的原则。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评价方面，既要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所取得的若干重要民主成果，又要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还处于初级阶段，还不够成熟，要敢于和善于剖析我国既有民主理论和实践的薄弱环节，承认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理想和民主现实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指出只有经过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的不懈探索和奋斗，我们才能达到成熟的社会主义民主阶段。
篇十：当今民主话语权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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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青少年话语权现状
作者：张一璕来源：《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4年第11期
摘要：人的认识通过“话语”获得。“话语”的功能就是“赋予权力”。长期以来青少年的话语权问题是被社会所忽视，而青少年文化话语有它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所以保护青少年的生命冲力与对青少年文化话语的理性关照是不可或缺的。
关键词：话语权；青少年；文化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4）30-0284-01
广义的话语权是指个人或某一群体向其他个人、群体或社会表达自我意见、想法和态度的权利。通俗理解即“说话的权利”。但从社会学研究的意义来看，话语权的主体必定不是个体对个体，而是团体对社会，即“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当今中国，是一个多元价值共存的时代，而共存的基本前提，就是持有不同价值观的群体可以自由表达，努力争取属于自己的话语权。“话语即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人通过表达自己，可以确认自己的存在，获得存在价值。作为反例，中国女性在社会角色分配中扮演着在长期沉默，几乎于失语的角色。因此，她们在历史上是缺失的，这种缺失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一群体话语权的贫弱。从现代传播学领域来看，大众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最重要一环，任何一个社会群体在其上的话语权的多少，几乎可以代表这一群体在当今社会所拥有的话语权的多少。抛开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不同，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追求让每个群体甚至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不需要也不能由其他群体或个人控制、阻碍。而这信群体中，青少年，显然应该享有自己的话语权。从社会学角度来讲，话语权被视为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权力，即便是潜在的。同时话语权从某个角度来讲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体现。布迪厄在《资本的形式》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文化资本理论。这个概念不仅描述文化与经济、资本二者之间的关系，而且用来表示本身即作为一种资本形式的文化。也可以说是文化形式的资本。他把资本划分成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社会关系资本）和文化资本三种形式。文化资本主要存在于知识与文化生产的领域，它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是构成社会符号力的基本条件。其内涵在于谁拥有更多的资本数量，那么谁就有可能在文化和知识场域中获得较高的地位，这样便会在此场域中争夺有利于提升各行动者地位的各种资本。由于文化资本的多寡决定主体在话语建构场域中的权力与地位，因此文化资本越多的主体越想通过自己的文化资本优势来获取更多的话语权，并以此来获取相关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
由此可见，从青文化资本的角度来看，少年话语权还在于处于弱势地位。更多情况下，青少年充当着文化资本拥有者传播的文化的被动接受者。由于青少年正处在人生的过渡期，成人的控制、管制使他们迫切渴望“独立”，企求获得自主、自我的身份确认。他们以自己的情感和观念来抗衡或规避学校、家庭和社会。一种文化的发生发展不是一个单一的状态，而是连贯的一个进程像一般的大众文化一样，青少年文化也卷入了当下的社会实践，或由现实世界向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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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逃避与妥协，或是对现实世界加以修正，创造一个仿真的新世界。青少年文化现象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方式有许多尚未被完全理解，其精神方位仍在社会控制之外。也就是说他们的话语权还在遗忘的角落。
现代社会的多元性与开放性正在证明这点，没有一种话语权能永远占据主导地位。所谓主流可能只是暂时的主流，而非主流也不会永远非主流。会有取代和更新，“权力不应被视为某些人可能占有的特权，而是一个永远处于紧张状态的活动之中的关系网络”。然而在我们这个社会，话语权的分配是不尽合理的，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就决定了社会舆论的走向。这种所谓的话语权显然是一种“话语霸权”，由于一种强势的话语权而导致了其他话语权的弱化，消隐。而在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应该是各种话语权并存共生的，一种话语权不能覆盖也不能替代另一种话语权。长期以来青少年群体属于处于话语权的弱势群体，在如今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构建青少年话语权也应该成为一个重要命题，应该让青少年发出他们内心真实的声音，展现真实自我，并加以适度规范和引导。
青少年话语权的构建，是青少年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是以青少年的特殊利益为动力，在青少年与社会的互动中形成，并得到同龄群体认同的具有独立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的一种文化现象。长期以来青少年的话语权问题被社会所忽视，但随现代社会的发展成熟，对于社会各种群体的话语权问题有所认识和重视。
在现代社会环境下，青少年文化在与多种文化的频繁接触中，必然会趋于多样。青少年文化话语有它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若一味地贬抑也就等于抹杀其对青少年精神生活建构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青少年的苦闷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的话语权总是被忽视或者“强奸”。因而保护青少年的生命冲力与对青少年文化话语的理性关照皆不可或缺。构建和谐的青少年话语权是我们共同的愿望。为趋近这一目标，我们不仅需要灵感，还需要建设，需要找到文化的生长点，需要构建属于青少年的真正话语权：因为一代青少年的文化理想就是一个民族未来文化的容颜，未来的话语权由他们的掌控。
参考文献：
[1]郭晶.社会化阅读猜想[J].网络传播，2013（02）.
[2]陈燕谷.文化资本[J].读书，1995（06）.
[3]徐艳.文化资本的占有与缺失——兼论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变迁[J].学术探索，2004（09）.
篇十一：当今民主话语权体现
P> 凡涉及国家民族事务的机构和团体或凡有关国家民族问题的重大决策其常设或参与的人员构成应当体现国家各族群的人口比例以防止出现出身少数族群的人员垄断程序内建议和咨询的话语权左右国家的民族政策而来自多数族群的声音被排除在程序外的怪现象中国的民族问题与话语权
解决民族问题应先从话语权入手。近年来在中国，每当发生一起与民族分裂势力有关的暴力恐怖事件之后，总是会出现一种呼声，要求反省和调整现有的民族政策，采用治本之策。然而，这类呼吁最后总是不了了之。当局的对策仍然不离老套的“软硬两手”的治标之策：要么严厉打击，要么经济安抚，跳不出宽严皆误的困局。中国现有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和民族自治体制，实际上是苏联模式的翻版，只是名称和细节不同而已。苏联的这套模式早已被证明是失败的。尽管多年来，不断有人对这一模式提出质疑，主张调整或彻底否定；然而要改变这一模式，却面临巨大的阻力。一方面，由于60年来的理论灌输和制度建设，这套系统在中国已经成为了一种年深日久的现存体制和官方思维定势，并被一些既得利益者和既得利益族群极力维护。另一方面，由于这一体制，导致几十年来在民族问题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主体族群，实际上是没有话语权的。这样说，可能会使人感到万分惊奇。一直以来，国家的最高决策者都是来自主体族群，怎么能说没有话语权呢？这是只看表面，而没有看到问题的深层。在中国，虽然具有最后拍板权的是最高决策者，但在民族问题上，具有话语权的，却是由自治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委）、民族院校和民族文化研究机构等构成的“有关部门”和“有关专家”。对当局而言，但凡要讨论民族问题，调整民族政策，第一步自然是按官方程序：请这些“有关部门”和“有关专家”提出建议或方案。由于区域利益相关、自身的少数族裔身份和被灌输的苏式民族理论教条，建言者最后拿出的建议或方案，凡涉及大政方针调整，无非总是“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保各个民族充分地行使当家作主权利”之类，即维持和强化现有模式。而凡是涉及恐怖暴力事件，则总是试图大事化小，并趁机要求经济安抚和政策倾斜，即维持和增加对某一族群的特殊照顾。至于那些程序外的呼吁和建议，自然难被采纳。它们即便被摆到桌面上讨论，在“征求各方意见”时，也会被这些程序内的“相关方面”否决。显然，这种话语权威的存在，并不是因为其话语更正确，只不过是其拥有垄断性的程序优势罢了，对于那些老调重弹，常常是当局者茫然，而局外人习以为常，不去深究而已。譬如，每次发生暴力恐怖事件，人们总是可以听到“有关部门”和“有关专家”
的那一套自相矛盾的说法：一方面是急忙声称与族群无关，并非民族问题。另一方面，一谈到解决办法，却又变成民族问题，与族群有关，需要增大对某一族群的经济安抚和政策倾斜。少数族群垄断政策话语本来，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关于这个国家的民族事务，理应由组成这个国家的所有族群共同决定。然而，由于这种奇特的官方话语平台，在人员构成上，实际上是被出身少数族群的人员垄断。这就导致了一种扭曲的结果，即国家的民族事务机构本应是全民族的代言与协调机关，可是却成了为个别族群发声和为之争特殊待遇、争政策倾斜的部门。由于这种发声平台具有官方的、程序内的、职能的、权威的性质，于是，在这一平台之外的多数族群的声音，就成为一种“民间”情绪性发泄的“噪音”而被排除了。曾有主张调整民族政策的学者呼吁，来一场关于民族问题的大讨论，以辩明是非，澄清认识。然而呼吁者没有想过，在今日要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要改变或调整民族政策，首先要解决的还不是具体方案问题，不是辩明是非的问题，而是话语权问题。如何解决话语权问题？最佳的选择当然是采用当代世界通行的民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话语权的问题会以一种最简便、最合理和最自然的方式得到解决。这就是按民主原则，按人头计票，少数服从多数，占人口多数的族群的声音，能够通过议会和选票而自然得到表达。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要实现政治民主化，尚须努力。在现有体制下，是否有可能解决有关民族问题的话语权问题呢？办法也不是完全没有。至少，首先应当揭示并使人明暸前述的程序缺陷：那种看似正常的有关民族问题的决策流程，实际上导致了一种扭曲的结果。
其次，可逐步减少旧模式的话语平台。不妨通过机构改革，将有关官办机构民办化；将民族事务民政化，如将民委归入民政部门；将民族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如通过教育改革，将民族院校并入或升格为常规院校等等。
第三，不妨改变相关部门中人员的族裔构成。目前要在与民族问题相关的行政区划和机构设置等方面作大的变动，可能会有很大的政治阻力。不过，即便在保持现有行政区划和机构设置不变的情况下，至少可以考虑改变原有话语平台的不正常、不合理的人员族裔构成。即通过机构改革，确定这样的原则：凡涉及国家民族事务的机构和团体，或凡有关国家民族问题的重大决策，其常设或参与的人员构成，应当体现国家各族群的人口比例，以防止出现出身少数族群的人员，垄断程序内建议和咨询的话语权，左右国家的民族政策，而来自多数族群的声音，被排除在程序外的怪现象。当然，无论采用何种办法，目标应是消除现有的程序陷阱，使来自各族群的声音能够以一种自然的、公平的方式，在程序内得到表达。
作者是中国旅美学者
篇十二：当今民主话语权体现
P> 论话语权的政治意涵莫勇波2008年09月17日16:03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摘要]话语权是社会人表达意愿的权利、资格，话语权又是社会人以话语的方式表达诉求、影响他人乃至政策决策的权力、手段。权利与权力是话语权的二重属性,自由与民主是话语权的本质要求，而利益表达是话语权的出发点及根源，社会共治则是话语权的必然导向。[关键词]话语权；权利；民主；利益表达；社会共治[作者简介]莫勇波(1969-)，男，广西岑溪人，管理学博士，广东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话语权”一词原本是语言学领域的词语，后来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领域，近年来又向政治学领域渗透，成为具有政治意涵的词语。笔者认为，作为政治学术语，话语权不仅具有语言表达的意涵，而且更具有丰富的政治意涵。权利与权力：权利与权力：话语权的二重属性在现代社会里，话语已经成为人们表达观点与意愿，引起社会大众和国家决策者注意，从而影响乃至左右公共政策及政治决策的重要工具。就属性而言，话语权首先是权利，其次是权力。首先，话语权是一项重要权利。一般而言，话语即“说话”、“言论”的意思。说话、言语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社会的重要特征。人类社会离不开话语。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指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1]然而，话语并不只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它日益成为公民政治权利的符号。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指出，话语“并非单纯的‘能说’，更意味着有权利说，即有权利通过语言来运用自己的权力。”[2]福柯也指出，话语是“一个更具广泛意义和独立性的语言命题，既具有语言意义，还具有非语言意义”。它已经“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3]。对此，我国学者陈成文、彭国胜也表示赞同：所谓话语权，是指在特定的社会情景下掌握社会行动及其相关规则的言语规范的权利[4]。郑保卫则指出：话语权指的是公民运用媒体对其关心的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及各种社会现象提出建议和发表意见的权利[5]。可以说，话语本身就是一项权利，是人类一项与生俱来的权利；而公民的话语权，也与生存、发展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一样，是不可剥夺、不可出让、不可压制的重要权利。其次，话语权也是一项重要权力。英国近代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就指出：“权力是一种主动出击的行动者与被动承受对象之间的因果关系。”[6]德国近现代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则指出，权力意味着“一个人或很多人在某一种共同体行动中，哪怕遇到其他参加者的反抗，也能贯彻自己的意志的机会。”[7]可见，权力是一种影响他人和制约他人的强制力。在现实生活中，行使话语权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果从“话语就是言论”这一狭义的话语概念出发，行使话语权的方式就有，命令、批评、建议、斥责、游说、诉求、出版等；而从广义的话语概念出发，行使话语权的方式就有，集会、上访、游行、示威、斗争等。无论是以何种话语方式来表达个体或者主体的意志，都会对他人或是社会的掌权者形成某种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话语权意味着现实的权力。个体话语权的大小往往反映其影响社会的能力的大小和执掌的权力的大小。民主与自由：民主与自由：话语权的本质要求千百年来，民主与自由一直都是人们孜孜以求的政治价值诉求。行使话语权是民主与自由的体现。公民实现话语权，则是社会民主、自由和进步的保障。而公民行使话语权，表达
自己的意志，在本质上又要求实现社会的民主与自由。民主一词最早出自希腊语，其意为“人民的统治”。法国近代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提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人民永远是主权者。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奠定了现代民主思想的基础，也间接地指出了这样一个思想：民主意味着人民拥有发言权，即人民拥有话语权。在传统社会里，统治者牢牢控制着社会的主导权，控制着社会的话语资源及话语内容。社会话语中“由谁说”、“说什么”和“说多少”，都由统治者说了算。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的话语权是缺失的。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和社会民主运动的兴起，人民逐渐拥有言论自由，实现社会话语权有了可靠前提。民主与话语权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必然联系。一个没有民主的社会，公民无法对国家及社会的事务发表看法，也就无从谈起话语权。而公民普遍实现话语权，是国家及社会的民主发展的外在表现。自由也是话语权的必然前提和本质要求。按照法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说法，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而不被别人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在现代社会，公民的自由是以言论自由为核心的。言论自由权得不到保障，公民就失去了自由表达自己意志的话语途径，自由的价值就无从体现，话语权更是无从谈起。公民行使自己的话语权，客观上要求公民本身具有自由权，要求公民能够自由地发表属于自己的观点及意见。捍卫公民的话语权，就是捍卫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第41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要“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落实社会主义民主及公民自由权，为保障社会的话语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利益表达：利益表达：话语权的根源与出发点人天生都在为利益而行动。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和亚当·斯密指出，每个人都尽力按照能够得到自我利益的方式行事，并且以理性方式思考如何得到更多的自我利益。人都是自利的。追求利益是人们关注的普遍范畴，而利益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人们追求利益并不必然阻碍社会的发展。只要有良好的法制保障，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才会自觉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应该承认，任何有能力的社会个体都不会、也不应该对损害自身权益或损害公共利益的事情无动于衷。社会个体必然而且应该通过种种话语途径来表达自己意志，保护个人权益，维护公共利益。正如马克思所说：“它正确地猜测到了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8]。利益是社会话语者行使话语权的根源与出发点，话语及话语权与利益息息相关。有的是个体利益或者短期利益，有的是包含着个体利益的集体利益和公共利益，有的是与短期利益相对应的长远利益。话语权所追求和维护的利益形成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实际上，话语权就是社会利益的一种表达机制。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有着种种
不同利益需求的社会个体，需要通过话语权表达和追求自己的利益。社会拥有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民众才能够运用话语权自由顺畅地表达其利益需求，执政党和政府才能够了解民众的真实愿望，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决策，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的平衡和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相反，如果话语权这种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社会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社会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就难以协调，甚至引发对抗性的利益冲突，给政治体系造成极大压力。美国现当代社会学、政治学者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就指出，必须“建立正常的渠道使一些相冲突的利益得以表达”。“从长远看，它能巩固国家政权。”[9]建立健全社会的利益表达机制，拓宽公民的话语渠道，落实公民的话语权，对于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乃至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社会共治：社会共治：话语权的必然导向运用话语权，意味着公民可以在独立、自发、自主、自愿的基础上表达意见，提出政策要求，或者对政府及其官员提出批评和建议，进而参与政治过程。这一过程必然使社会话语者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导致社会治理的多元化与社会共治。第一，话语权可以激发话语行动者当家做主的热情。社会话语权的行使，意味着社会拥有政府之外的、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或社会管理的力量。话语权行动者无须授权、也不需中介即可自由言论，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从而影响、制约乃至决定政策决策和社会治理行动。社会话语权的落实，提升人民当家做主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公民从被动地接受管理转变为主动地参与治理，逐渐形成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庞大人群，进一步促进社会管理多元化及社会共治时代的到来。第二，话语权的实现与发展，壮大了社会力量，产生出更多的社会治理主体。社会话语权的实现，有效地提升社会相关力量，包括公民、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及相关利益团体在社会治理或社会管理中的政治地位，甚至提高参与能力和治理能力，成为与政府共同构筑的多元化社会治理或社会管理网络中的重要主体，甚至是独立主体。社会公共治理的主体，因此从传统的政府扩展到了公民、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及相关利益团体等。第三，话语权的实现及社会力量的壮大，相应地削弱政府的威权，有利于实现社会共治。公民行使话语权直接表达意愿，使社会产生众多的权力核心。这意味着公共权力的分权和扩权。政府不再唯一执掌公共权力。它对公共权力的垄断将成为历史。在多中心的社会治理结构中，政府必须听取公民话语，与公众协商合作。社会的非政府组织、公民、第三部门及相关利益团体，也能够与政府互动，共享治理权力，分担治理责任，实现公共事务的良治、善治、共治。概言之，话语权有着十分丰富的政治意涵。建设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需要我们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表达渠道，努力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完善和落实人民当家做主的话语权。[参考文献][1]王治河.福柯[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159.
[2]杨善华.当代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76.[3]于奇智.福柯人论之分析—从知识考古学的观点看[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5，(春季刊)：12.[4]陈成文，彭国胜.在失衡的世界中失语——对农民工阶层丧失话语权的社会学分析[J].天府新论，2006，(5)：93-97.[5]高150-153.[6]郭榕.试论弱势群体媒介话语权的维护[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6)：
济.政府权力运筹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
[7][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46.[8][德]卡·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C]//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7.[9][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M］.张华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38.
篇十三：当今民主话语权体现
P> 论舆论话语权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及作用写在前面：在当今社会中,媒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它直接影响着每一个受众能否做出正确的判断，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能将“自己的利益”反映出来,谁就能将“自己的意志”表达出来,国际事态的发展不再仅仅局限于经济、军事上的弱肉强食,新闻、传媒等文化软外交也逐渐在国际关系中占得一席。然而目前,整个国际社会的舆论形势还处于“西强我弱”的状态，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对于我国刻不容缓。本文从话语权的定义出发，分析了它的内容、影响力、地位,以及如何改善我国的话语权形势的几点建议,希望有作参考。话语权的定义:
话语权简言之，就是人对社会发生现象的“说话权”、“解释权”和“发表权”,即控制舆论的权力。从广义上看,“话语权”是舆论自由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民的一项不可让与和剥夺的民主权利。它作为一种潜在的现实权力,更多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话语权不只是公民所享有的权利,还是整个媒体整个国家所拥有的表达的能力,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谁就决定了社会舆论的走向。
舆论话语权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方面指不同的媒体集团、媒介方式对于信息的表达自由度，另一方面指信息传播的主体拥有的对受众
人产生传播效果的潜在的现实影响力。在国际交往密切国际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显然，出于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舆论话语权是各国必争的权益。话语权的两个核心要素：
话语权也可以理解为：行为主体具有的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rｉｇｈt)以及使自己的意见得到认可的实力(power)。[1]因此它具备两个核心要素：“权利”和“实力”。
“权利”，顾名思义,关系到“权”和“利”,从理论上说应该是“天赋”的，各个主体“生而平等”，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大变革的背景下,“权利”被赋上了很强的政治色彩,具体体现为对相关领域和事务的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是各国媒体参与国际传播的机会。譬如,国际关系领域的话语权就包括对国际事务、国际事件的定义权,对各种国际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订权以及对国际关系行为是非曲直的评议权、裁判权等。所以，我们认为“权利”必须靠各个主体自己去争取,必须通过建立更加公正公平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加强各国媒体间的平等协商和交流合作来实现。
如果说“权利”仅仅是话语权的第一层含义,是表层的含义,那么“实力”则被看做是话语权最本质的含义，是话语被认可和接受的“权力”。“实力”被定义为:不同媒体按照统一游戏规则提升自身对国际舆论的影响力。就国际舆论话语权来说，其核心就是对国际舆论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除了“权利”之外,主要来自媒体本身具备的综合实力,并通过传播内容的优化调整和传播渠道的广泛拓展来实现。也
就是说,一个国家要获得更多的国际舆论话语权,就必须进一步增强自己的综合实力,即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三部分。舆论话语权在当今社会的影响力和作用：
影响力,本质上是一种控制能力,这种控制能力表现为影响力的发出者对于影响力的收受者在其认知、意见、态度和信仰以及外在行为等方面的控制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认为：所谓影响力是指:“文化活动者以一种所喜爱的方式左右他人行为的能力。”[２]当今世界国际竞争已不再是单纯的经济硬实力比拼,国民素养、媒体传播能力等要素同样在以各自的途径、方式为国家营造国际形象、争取在国际上的话语权。[3]一个国家的舆论话语权和它的影响力是相辅相成的,国家有了影响力,才可能具有话语权,有多少话语权就会有多大的影响力。同样，有影响力的国家才会有真正的话语权。只要国家的影响力足够大,它的话语权就会与之相匹配，也就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以美国为例，美国目前无疑是最善于利用媒体的国家，也是话语权最具有影响力的国家。但显然,美国政府和媒体的关系并非一开始就如此。美国媒体的崛起约是从19世纪末开始的,那时出现了几件大事，比如普利策奖、进步主义运动等,特别是进步主义运动,媒体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或者说媒体推动了进步主义运动的完成。自此以后，整个美国社会从政府、团体乃至各种社会组织都开始高度重视媒体的作用,并长时期保持发展与权力的“共生”关系，坚持捍卫媒体的权利,因为他们始终坚信,国家的强大离不开成熟的媒体。[4]
伴随着全球一体化，信息的“全球化”也势不可挡，此时的美国提出“信息自由流动”政策，表面上是对言论自由、社会民主所做的推动,实则是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家的信息产业在“信息全球化”的旗帜下，向世界市场进军并掌握世界话语权的过程。希勒称这一现象为“文化帝国主义”,即一个社会被纳入现代世界体系过程的总和,以及这个社会中的主导阶层如何被吸引、迫使，甚至有时以贿赂的方式,使该社会的制度适应甚至主动促进世界体系的主导中心的价值和构成。[5］由此,在政府与媒体的联合推动下,美国通过“信息自由流动”和“公共外交”逐步侵入他国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确立其在世界传媒界不可撼动的领头位置,顺理成章地掌握了世界的话语权。媒体产业也无疑成为美国资本、文化向外扩张的重要载体，这也是美国被指为“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对外施展“公共外交”的利器。[6]
固然,美国在世界舆论方面有很大的影响力,无论是霸权性的“文化帝国主义”,还是美国媒体自身的优良品质，都成就了其文化“软外交”。但是这种“美国化”的世界舆论导向利弊参半,如何将世界舆论外交推向更好的层面，仍需各国加强沟通、携手共赢。如何提高我国的舆论话语权:
正如在某些专家眼里,我国的现状不容乐观,话语权的合理利用显然处于起步阶段,甚至有时会随着事态发展而走向癫狂。对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国媒体话语权显然存在弱势，甚至关于中国经济领域的话语权,也是由一些国际大报大刊掌握着。在国际新闻报道中,西方媒体掌握着主导权，大部分报道是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新闻价值标准
来制作、传播的，它们服务于这些发达国家的利益和目标。尽管中国经济实力有了很大提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但中国仍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信息传播系统中仍然处于受支配、受控制的弱势境地。[７］这对于正在致力于改变国际舆论“西强我弱”态势的中国媒体来说，尽快大幅提升国际舆论话语权变得越来越迫切。
如何提高我国的舆论话语权呢？我认为应对各方面的因素加以综合考量。一方面要加强媒体建设,积极推进建立新世界信息传播秩序。在信息全球化面前,中国媒体应该及时的调整自身的对外传播战略。应该对自身传统文化有客观认识，认清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并主动介入国际热点问题,建立新的国际信息传播秩序,寻求新的合作发展途径。[８]其次，要改进对外报道的方式方法，淡化宣传痕迹，增强媒体议题设置能力，加强交流传播,及时全面公开信息，先发制人抢占舆论制高点。第三，要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原则，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按国际关系通行规则办事，最大限度地争取在国际舆论领域的表达权和参与权。最后，要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科学发展,大力改进传播内容质量,拓展海外传播渠道,扩大市场和受众覆盖，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实力。
加强媒体国际话语权对于促进我国政治经济及各方面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受制于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的差异，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平衡等这些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善的因素,加强中国媒体国际话语权的任务仍然任重道远。结束语：
媒体拥有了足够的国际话语权，才能更好的塑造本国国际形象,营造有力于本国的舆论环境。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我们不仅需要提倡引导舆论话语权,而且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身体力行。作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实力不断增长，所以更须主动作为,借助于网络媒体广泛的网民群众基础,以及国家媒体自身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主动掌握话语权,赢得发展主动权，进而对世界和社会公众产生积极而有效的影响。参考文献：[1]唐润华，外争权利内增实力——新形势下如何提升国际舆论话语权[J］．CHＩNＥSEJOＵRNＡLIＳT２０１1年７月版[2]喻国明，传媒影响力[Ｍ]．南方日报出版社2０0３年版[3]牛文文，打造中国媒体的国际话语权[J].中国报业２００７（5）［4]吴一帆,美国是怎样掌握世界话语权的—近代美国的公共外交及其媒体对世界舆论的影响[J].金田经法纵览30７期[5]冯敬鸿、陈得印,美国公共外交分析［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卷第1期,2０07年1月［6]刘建飞，美国公共外交的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新远见2００5年０5期［7］吴立斌，加强中国媒体国际传播研究的战略意义[J].新远见2011[8]黄子阳,浅析如何提升中国媒体的国际话语权[J］.新闻世界2013
篇十四：当今民主话语权体现
P> 论话语权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姓名：李款
学号：2014200512
论话语权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摘要：话语权作为国际社会中国家竞争的重要因素，对提升本国国际影响力和维护本国国
家利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将首先探析话语权的本质，从而通过英国、美国、中国三个国家来论述话语权在国际社会重的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话语权；国际社会；地位；作用
一、话语权的本质探析
“话语权”包含“话语”和“权”两个部分。“话语”一词，“从文化语言学角度看，指的是一种思维符号和交际工具，包括语言、含义、符号等形式，人们借助于话语在言说者和受话人之间进行意义交流”1语言作为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象征，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的重要工具。不同文明孕育出多彩的语言，为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社会阶级或社会群体服务。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实践活动的丰富，由此而产生更多相关的话语和语言。而在当今时代，“话语”的产生就代表着特定的制度和价值体系，对人的约束和认识产生特定作用。而“权”包括两种含义，即权利（right）和权力（power）。权力是公民和法人依法行使的权力和享受的利益，所以权利包含着权力和利益。而关于权力，美国学者朗认为“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2所以人们对于“话语权”究竟是一种“权利”还是一种“权力”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有些学者认为话语权是人们为了表达和进行言语交际而获得和拥有说话机会的权利。另一些学者认为“话语权”是指说话的权力，该权力能以非暴力、非强制的方式改变他人的思想和行为。福柯曾经在其著作《话语的秩序》中提出“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的观点。因此话语并不仅仅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意见，维护自身说话的权利，更加是要追求自身话语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从而能够改变他人来实现自己的各方面利益要求。随着世界各国关系的加深和紧密，话语权已经从个人上升到国家层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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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正良.周婕.李包庚.国际话语权本质析论——兼论中国在提升国际话语权上的应有作为，浙江社会科学[J],2014.072【美】朗：《权力论》，陆震纶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页
国际社会中作用更加凸显。“国际话语权”的概念则出现在冷战以后，尤其在冷战结束后被各国学者广泛接受和引用。随着冷战的结束，多极化和全球化浪潮不断发展，冷战时期为主导的军事力量的地位不断下降，而相对应的经济、文化、科技等因素的地位不断上升，因此在国际社会各领域中的话语权也变得愈发重要。尤其以美欧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了国际社会绝大多数领域的主导地位和话语权，而众多发展中国家却处于受限制和被支配的地位。与有关“话语权”的讨论相同，“国际话语权”也分为“话语权利”和“话语权力”的不同看法。梁凯音认为：“国际话语权是指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就国家事务和相关国际事务发表意见的权利。它体现了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的综合运用。”3而张志洲认为“国际话语权”的本质不是“权利”，而是“权力”，不是语言表达的权利，而是通过语言表达来运用和体现权利。“国际话语权的背后必然是国际行为体间的利益关系，国际话语权之争归根到底就是国家利益的博弈。”4总之，大多数学者对于“国际话语权”的含义存在共识，即不仅是国家在国际社会各个领域中表达和说话的权利，而且更是说话的有效性和影响力。
二、话语权的地位和作用
（一）话语权的重要地位
个人层面上说，拥有话语权就是能够在特定环境下拥有自我表达、不被干涉，甚至是影响、决定别人的行为。而在国际社会中，拥有话语权就能够主导甚至支配国际社会。，喻国明认为:5“虽然每个人都拥有说话的权利，但就其社会声音的表达而言，社会层次的分布是很不相同的，有些人的音量比较大，比如他掌握着某种权力，操纵着某种国家机器，拥有某种财产;有些人的音量比较小，因为一没有权、二没有势、三没有财。”同样的，当前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无数个国际组织，其中既有诸如美日欧之类的超级发达国家和国家联盟，也有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作为世界中心，在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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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凯音.论中国拓展国际话语权的新思路，国际论坛[J].2009年3期张志洲.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困局与出路，绿叶[J].2009年5期5喻国明.《21世纪传媒业揭秘》[N].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
文化、科技等领域主导国际社会，拥有主导地位和话语权，而发展中国家只能作为依附和外围，不得不受限制甚至支配。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社会总会存在着拥有话语权的国家，即类似一种“话语霸权”。尤其是在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国家通过科技创新，生产力快速提高，形成先进的工业文明。而这种工业文明逐渐地建构了西方的“话语霸权”。长期以来，在经济上，西方国家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业，通过殖民扩张从国外大量掠取资源和劳动力，并肆意倾销本国商品，从中牟取暴利；在政治上，西方国家通过航海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不断对外扩张，使得众多亚非拉地区沦为殖民或半殖民地，同时无视国际法和道德，肆意分割殖民地；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伴随着对外扩张，西方国家对外不断输出资本主义文化，宣扬所谓的民主和自由，以及在各地宣扬基督教。作为西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表达工具的各种西方语汇，特别是作为近代学科发展产物的各种西方术语，亦随之四处扩散传播，形成了覆盖全世界的“西方话语霸权”。恰是因为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所形成的“话语霸权”，所以国际社会长期处于少数西方国家的主导和控制之下。因此，话语权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它既是国家实力的体现，也是国家地位的证明，是国家更好更有效的参与国际社会必须的要素。
（二）话语权的强大作用
“当今世界国际竞争已不再是单纯的经济硬实力比拼，国民素养、媒体传播能力等要素同样在以各自的途径、方式为国家营造国际形象、争取在国际上的话语权。”6一个国家的舆论话语权和它的影响力是相辅相成的,国家有了影响力,才可能具有话语权,有多少话语权就会有多大的影响力。同样,有影响力的国家才会有真正的话语权。只要国家的影响力足够大,它的话语权就会与之相匹配,也就拥有更多的话语权。除了提高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之外，话语权最大的作用就是更好地获取和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视角来看，国际话语权作为国际政治权力关系的一种反映，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国际争端的表象背后，难以掩盖的核心问题还是离不开各类国际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国际话语权之争归根到底也就是国家利益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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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文文.打造中国媒体的国际话语权，中国报业[J].2007（5）
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起源地，是近代工业文明的开端，也是近代第一个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强国。但是众所周知，葡萄牙、西班牙率先引领对外扩张的浪潮，而荷兰的资本主义和航海业出现的更早，被称为“海上马车夫”。但是西葡荷却只是经历短暂的辉煌，而英国却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日不落帝国”。因为英国通过四次英荷战争确立了海上霸主地位，通过《航海条例》垄断了海上贸易，从而取得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国际话语权。正是由于英国所拥有的话语权，其国际影响力也不断提高。经济上，英国作为世界工厂，向全世界销售自己的产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被广泛应用；政治上，光荣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确立，为世界其他国家资本主义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建设提供了经验和模板；思想文化上，自由主义、民主等思想向世界广泛传播。而美国，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一跃超过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在国际社会各个领域中长期地拥有国际话语权。在经济上，长期以来，战后美国通过操纵世界经济的三大机制即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主导世界投资、金融与贸易，将世界大小国家，按照近似“同心圆”的布局，以有利于最有效传递“美国声音”的方式进行排序，通过美元、美联储政策中心、华尔街金融中心以及媒介，将世界罗织成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话语权体系。所以即使面临长期财政赤字和不断地金融危机，给世界金融和贸易带来巨大损害，美国仍然能够凭借自身强大的“话语霸权”为自己逃避责任，甚至是利用旧制度和体系，不断从中获取利益。例如面对财政赤字肆意加印美元，“制造”更多的财富。在政治上，战后美国主导建立了联合国，利用自身强大的政治话语权为对国际事务的肆意干涉提供了合法的外衣。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长期纵容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存在，阻碍新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除此之外，美国经常打着“人权”的旗号对他国内政进行严重干涉，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发动战争来实现自身的战略利益。在文化上，美国利用文化话语权极力对外输出自身文化和意识形态。冷战期间，美国刻意丑化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资本主义，宣扬所谓的民主和自由。除了意识形态的输出，美国文化也开始风靡全球。当今世界，美国大片、美剧备受追捧，麦当劳、可口可乐遍布世界，文化和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国际话语权对于我国来说，也至为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作为一个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大国，面对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和话语竞争能力还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7中国的近代史也是一段屈辱史。明清之来，统治者开始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独身于世界之外。而随着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和对外扩张，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之中，完全是西方国家的附属，在国际社会中丝毫没有话语权，只能听从西方列强的安排。一战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非但没有享受到战胜国的待遇，收回德国在华租借地和特权，反而被欧美列强出卖，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转让给日本。诸如此类的事情，在之后的长时期内成为常态，中国的国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有了明显的提高。两极格局期间，两大阵营的对峙使中国所提出的理念和倡议受到广大社会主义国家的积极响应。当时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难题，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等有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利益，受到广泛认可。即使当时西方国家对于中国采取孤立封锁策略，但是也不得不重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发声。中国当时在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中的话语权也极大促进了新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国家实力和综合国力得到极大发展，且中国致力于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同努力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政治上,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一贯坚持联合国宪章，在诸多问题上发出了中国声音，维护了正当国家利益。经济上，中国加入WTO，举办APEC上海峰会，深入广泛全方位地参与国际金融与贸易之中。文化上，中国举办北京奥运会，让世界认识到全新的中国；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在国际社会的主导，仍利用自身控制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压制甚至丑化中国，使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家利益受损。因此，不符合中国综合国力的国际话语权，导致了中国在参与国际事务中受到诸多限制。历史证明，只有拥有对应的国际话语权，中国才能够更好地提升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利益。中国作为当代国际社会的一员，并不谋求超乎他国之上的话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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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敬鑫：“一带一路”建设为提高国际话语权作出有益探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DB/OL].2017-2-15
权、霸权，所要争取的只是作为拥有十三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作为国际社会大家庭中平等一员的应有的一份话语权。当今世界力量格局消长变易，新兴国家的崛起，西方支配世界事务的能力被削弱，许多非西方国家纷纷提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话语权诉求。这对于中国是一个契机，我们有实力也有信心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努力建立新的、公平的国际话语格局，使所有国家都能为自己国家利益发声。
参考文献：
1.【美】朗：《权力论》，陆震纶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页2.陈正良.周婕.李包庚.国际话语权本质析论——兼论中国在提升国际话语权上的应有作为，浙江社会科学[J],2014.073.梁凯音.论中国拓展国际话语权的新思路，国际论坛[J].2009年3期4.张志洲.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困局与出路，绿叶[J].2009年5期5.喻国明.《21世纪传媒业揭秘》[N].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6.牛文文.打造中国媒体的国际话语权，中国报业[J].2007（5）7.孙敬鑫：“一带一路”建设为提高国际话语权作出有益探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DB/OL].2017-2-15
篇十五：当今民主话语权体现
P> 2016-2017-2《形势与政策》作业学院:贝尔英才学院
专业:理工科强化
*名:***
课程号:B0900181C
学号:Q********
任课老师:王从烈
2017年6月10日
谈谈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现状及看法
当今世界发展迅速,格局多变,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机遇时期。而要抓住并利用好这个重大机遇期,增大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环境的建设力度是十分重要的一点。使中国声音“走出去”,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的根本目的,是要向国际社会传达中国的真实声音。这样才能为中国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所谓‘话语权’,顾名思义,就是说话的权利。中国国际话语权,通俗地讲,就是中国在国际上说话的权利。这里所说的说话权利,并非讲讲话、发发言那么简单,而是我们说话的被重视程度,有多少人真正地听我们说话,尊重我们的说话,重视我们的说话,公众合理地把我们的说话进行传播发散。而我们自己说话的覆盖面、受众群体的多寡、受众者是否接受我们的说话、尊重我们的说话、客观公正地对待我们的说话,都是我们研究与提高我们的话语权的重要内涵。
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硬实力得到了空前提升,从而使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总体上也得到了空前提升。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声音已成为世界上谁也不能忽视的大国之音。但同时,我们必须客观冷静地分析认识当今中国在国际上所拥有的话语权的实际情况,这是有针对性地加强话语权建设、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基本前提。
在当前的国际外交领域与国际事务中,中国的国际地位虽然在不断地得以提高,话语权也在不断的增大,但实际国际地位依然还未与中国的大国的身份相符合。我们在看到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必须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在当今国际话语权领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国际话语权的根基依然坚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分量依然有限,中国在国际主流舆论中的形象依然负面。比如说,中国GDP第二的身份,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话语权就是第二,中国的经济话语权有限。世界上主要的经济规则话语权、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知识产权话语权、证券市场话语权、期货市场话语权、金融机构话语权、货币话语权、信誉评级机构话语权,等等,基本都是西方国家在主导。
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普遍采以敌视的态度,甚至不惜诬蔑与栽赃。西方国家凭借其话语体系优势,对中国进行抨击:抛出“普世价值”,说中国反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把中国妖魔化为
专制、暴政、侵犯人权的国家。
西方国家如此的敌视中国,其主要原因是“中国模式”的成功,并不符合西方国家的意愿。在当今世界,所有的西方大国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也是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说,中国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国际话语权问题上,仍然处于被围堵、被孤立的局面,西方担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挑战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如此,中国逐渐增强的国力也使西方国家感到了危机,担忧中国的发展损害到自己国家的利益。
即使是面对这样的困难,中国也应该迎难而上,努力地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把争取话语权作为提高国家竞争的要务。这不仅是因为一个足够大的国际话语权会为中国带来足够大的益处,也因为一个足够大的国际话语权是一个大国理所应当拥有的东西,这会为我国人民带来足够大的国家荣誉感。
而想要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需要做的就只有一点,那就是增强我国的实力。“话语即权力”的本质,决定了在国际关系中,话语权既是软实力的表现,也是硬实力的表现,软实力和硬实力,共同成为“话语”能够“整理世界秩序”的坚强后盾。因此,话语权既是话语的道义力量,即所谓的说话“有人听”和“愿意听”;也是话语的强制力量,即所谓的说话“让人听”和“必须听”。因此,想要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我们必需同时增强我国的硬实力与软实力。
软实力强,则话语权强。一个世界大国,必定是文化大国,软实力主要表现为文化实力,因此,文化软实力是话语权的直接表现。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科技教育、人文社科、新闻舆论等各个方面的软实力,都直接表现为话语权。尤其需要认识到的是,文化软实力常常表现为设置国际话语议题、制定国际话语规则、占领国际话语高地、引导国际话语走向的实力;文化软实力,既要靠舆论的广覆盖、强输入,也要靠价值观念的入脑入心。
具体来说,我们要将中国声音“走出去”作为国家战略工程,纳入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不间断地组织实施。要为这个长期的战略工程设置项目、投入经费、培养人才、打造平台、营造环境、主动出击。我们要更加有效大力的将我国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宣扬出去并让别人认同。同时我们也要增强我国媒体的通讯能力,增大我国的新闻信息提供能力。据统计,西方几大通讯社几乎垄断了全球消息的来源及解读,80%—90%的消息是由西方几大通讯社提供的,以华
语为载体的信息量,大约只占全球信息总量5%。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连我们自己的主流媒体,也大量采用CNN等播放的国际新闻的消息和画面。
硬实力强,则话语权强。首先,综合国力强,一般来说话语权强。有话语权的国家,尤其是能够主导话语权的国家,主要是世界强国,世界强国必然是综合实力强大的国家。反过来理解,所谓弱国无外交,在一定意义上说,便是弱国无话语权,弱国至少不能够主导国际话语权。其次,经济实力强,一般来说话语权强。在综合国力中,对话语权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毫无疑问是经济实力,归根到底,只有经济基础雄厚,才有强大的综合国力,才有强大的话语权。第三,政治实力强,一般来说话语权强。话语权对政治实力的要求,主要是对政治制度和政局稳定的要求,一个国家只有具有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政治制度和稳定的政局,才会对外发出统一的、强有力的声音;制度腐朽、政局动荡、社会分裂的国家,即便是一个大国,也很难在国际社会拥有话语权。第四,军事实力强,一般来说话语权强。在话语权中起重要支撑作用的,毫无疑问是军事实力。在世界上还存在战争的条件下,军队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特殊体现,没有强大的军事后盾,便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也就不可能有强大的话语权。
因此,我们要继续大力发展我国的硬实力。具体来说,我们应该继续坚持对我国经济的大力建设,同时大力发展我国的军事力量,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必要的威慑。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努力维持我国社会的稳定,在根本性问题上坚持决不能动摇。
只要这样,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必然会逐渐增强,与现在不同,能让全世界都能听到以及必须听到中国的话语。
篇十六：当今民主话语权体现
P>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及其“硬权力”基础
作者：徐大超来源：《当代世界》2010年第06期
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是中国在实现和平发展的过程中维护国家利益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承担应当的国际责任、积极应对目前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一种合理诉求。国际话语权作为一种“软权力”，其基础是“硬权力”。没有强大的“硬权力”作为坚实的基础，就不可能争取到国际话语权。因此，建设强大的“硬权力”是中国取得国际话语权的基本途径。
国际话语权及其本质
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国际话语权指“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就社会发展事务和国家事务等发表意见的权利，而这些事务是与国际环境密切相连的，并体现了知情、表达和参与权利的综合运用。就其内涵而言，这一话语权就是对国际事务、国际事件的定义权，对各种国际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订权以及对是非曲直的评议权、裁判权”。它通常主要表现为在国际事务中或国际社会的公开场合有能力自由传播或表达与国家利益及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相关的具体立场和主张，其所涉及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目标是通过具体的行为来影响他者顺从自己的意愿，达到或利己或维护国际社会公平正义的目的。国际话语权的大小体现了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高低。
国际话语权的本质是国际政治权力结构中的一种“软权力”。而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软权力”大小就对本国的国际话语权有着决定性作用。一个国家的“软权力”越大，意味着它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力就越大，它在国际社会的话语对象就越多，可资利用的话语平台和渠道就越广泛，它所表达的立场、观点和主张就能得到较大的反响、较多的拥护，它对国际社会现有制度、规则的意见和建议就越能得到重视。反之，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足够的“软权力”，它在国际社会中就少有或没有国际话语权，其行为无人喝彩，甚或招致“群起而攻之”。
现代国际体系确立以来的国际政治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时，掌握国际话语权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可以充分利用话语权优势，按自己的是非曲直标准来定义国际事务，制订国际游戏规则并作解释、评议和裁决，从而获得在国际关系中的相对优势地位和主动权，以維护本国或国家集团的利益，或争取更大更多的利益。
中国需要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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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当今的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时期，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要成功应对融入现存国际体系中所遇到的严峻挑战，中国需要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首先，维护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使中国需要更多的国际话语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利益日益拓展，安全问题的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大。一方面，国家利益由从前的安全利益拓展到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国家利益由原来的主要抵御侵略、维护国家独立转变为在国际社会获取政治、经济、文化等利益。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中国的发展，安全问题的领域和范围电不再局限于与军事相关的传统安全问题，而是增加了经济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海外公民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内容，即使是与军事相关的传统安全问题，也在不断增加新的内容。这些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使中国必须有更多的国际话语权，才能真正地贯彻“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方针，切实地维护并发展国家利益。
其次，多重身份使中国需要更多的国际话语权。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国际上的身份地位由原来单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变为具有多重属性的国家：不仅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最大的新兴市场化国家；不仅是最大的亚洲国家，还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仅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还是许多地区组织的主要发起国或重要成员国等等。这种多重身份使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面临着复杂的难题：在国际事务中不但要更好地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还要处理好与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不但要考虑自身的国家利益，也要考虑他国的利益；不但要顾及内生性利益，也要考虑外源性利益；不但要获取自利的利益，电要给国际社会提供共享的利益；不但要维护本地区区域合作组织的利益，也要维护联合国全体成员的利益；不但要更多地参与国际合作、促进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还要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探索出适合其国情的发展模式；不但要加入更加广泛的国际组织，还要积极参与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完善，以期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等。所有这些困境与挑战，都要求中国必须有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再次。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使中国需要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当今的国际体系更加民主、更加开放、更加有活力、更加紧密联系。有关经济、文化、环境等领域问题的“低级政治”正在从国际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而政治、军事等传统的“高级政治”却有淡化的倾向，“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的界限逐渐模糊。国际社会将更加强调多边主义的理念、强调大国之间的合作、强调全球性治理。面对国际体系的这种变化，提倡建设“和谐世界”的中国，就必须在国际秩序上强调平等、民主、公正、多元和开放性，使国际行为体多元化、多样化，推动国家主权的行使者履行其应该履行的国内与国际责任，以满足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正义要求。所以，为了建设更加公正美好的新世界，在“共同而有区别责任”原则基础上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中国需要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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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获得更多国际话语权的基本途径是加强“硬权力”建设
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和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要求决定了中国在国际社会必须获得足够的国际话语权。为此，中国除了更广泛地履行国际义务、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外，还要注意消除中西方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导致的相互误解，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更重要的是，中国必须加强“硬权力”建设。因为“硬权力”是“软权力”的基础，“弱国无外交”。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硬权力”作为基础，就缺乏必要的威慑力，其“软权力”就没有依托，甚至根本谈不上“软权力”，在国际社会也就没有话语权。正如亨廷顿所言，“是什么使文化和意识形态有吸引力呢?当它们被看做是植根于物质上的胜利与影响时，它们就是有吸引力的。软权力只有建立在硬权力的基础上才能成为权力。硬的经济和军事权力的增长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以及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软权力更优越，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只有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软权力”才强大，才可能获得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篇十七：当今民主话语权体现
P> 试论我国民主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摘要】：话语权的含义在字典里的解释是发言的权利，将这个词放在国际上的意义就转变成了国际之间各种条例的制订权、事物的决策权、在纠纷中的裁断权。这个“权”字不仅是权利的意思，更多的是代表一种权威。目前的世界格局上，民主话语权被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掌控，以我们国家为首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民主话语权上明显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这主要是因为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有着领先于我们的经济实力和武器技术，这些让其在向外展示其民主的时候占尽风头。本文试图论述出我国为何在民主国际话语权方面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对我国如何提升民主国际话语权提出几条建议。【关键词】：民主；国际话语权；提升1991年随着苏联的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然而东西方世界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却从未结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时刻挥动着“民主”、“人权”两面大旗，肆无忌惮地将自己的思想对外进行输出，东西方各个国家在思想方面的政治斗争在此时才真正地进入白热化，从过去的冷战转化为了赤裸裸的明战[1]。这些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大肆地对其他国家的主权进行过多的干涉，甚至以此为由发动战争使百姓生灵涂炭。谁能在国际上掌握民主话语权，谁也就掌握了主动权，在民主国际话语权上我国一定要做到分毫不让，坚持自己的信念。通过理论来论述实践，通过实践来证明理论。要将自己的主张鲜明的展示给全世界，让全中国都知道中国的态度，提升民主国际话语权，提升中国的影响力，粉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阴谋。
一、提升我国民主国际话语权的意义
1.1民主国际话语权的含义和特性话语权这一词汇最早来源于法国，是由社会学家米歇尔.福克在其演讲中提出的，当时在演讲中他认为话语是一种权利的象征。话语是一种很奇妙的载体，人们往往都愿意去相信自己听到的看到的，所以在国际民主问题上，哪个国家能将本国的思想向外传播的最广，让更多不属于该国家的人民知道该国的政策的，这个国家就是最有民主国际话语权的国家，而传播出去的文化中所展现出来的权力就是民主国际话语权。这种权力有着三个方面不同的特性，第一其传播的文化中有着越强的逻辑性和统一性，那么这种文化就有着越强的说服力[2]。话语权的强大一
定是基于强大的逻辑性和统一性。其二具有很强的地域色彩，话语权一定会在不同程度上有一些地域性的主观色彩，尤其体现在国际间的民主话语权上。第三多运用新式的概念更有利于争强可信度，提升话语的说服力，增强话语权。1.2提升我国民主话语权的好处目前世界基本处于和平时期，话语权的争夺就是和平年代的战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肆无忌惮地向外输出其民主文化，但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挑起战争，维护资本主义的霸权统治。我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对于这种现象一定不能袖手旁观。我国民主话语权的提升可以让世界上更多国家地区的人民对于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从零到有的认识，让更多的人民知道中国的主张。从而对抗资本主义霸权向世界的蔓延，稳固我国在联合国的地位，提升我国在联合国各种决策中的分量，打破我国在世界各国人民中不好的固有印象。
二、我国民主国际话语权提升中的问题
2.1没有打破过去西强东弱的格局从各方面的比较上来看，确实可以看出中国在硬实力方面有所增长，可是就国际民主话语权方面来看我国还是没有改变过去西强东弱的局势，我国在国际民主话语权方面虽然有着一定量的增强，这很有利于树立我们的信心、激发我们的斗志、坚强我们的意念。可是在喜于这些发展成就的同时，也要明确的了解，当下国际格局中，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掌握着大部分的国际民主话语权，我国在国际民主话语权上依然处于被动，对于我国在民主方面的印象依旧是负面的。这就好像发展值最高的国家不一定是总量最高的国家一样[3]。我国在国际民主话语权中的提升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希望看到的结果，西方大部分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一定会对中国进行孤立和嘲讽，目前国际上主流权威的几家报纸杂志社都掌控在西方国家手中，我们的很多改变并不能被外界所知晓。所以我国的很多进步都不能被国际上所了解。在信息技术方面，我们国家在信息技术上投入的资金仅是美国的十分之一。甚至我们的新闻报道用的都是美国媒体所拍摄到的画面，在信息化的道路上我国也有很长的路要去探索，对于这些我们没有任何帮助只能靠自己。由此我们要清晰的认识到，目前在国际民主话语权方面西强东弱的格局依然没有得到改变，而想要平衡甚至改变这种格局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2.2我国要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我国在国际民主话语权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单纯的来自话语权，更多的可以折射在文化、政治、科学、经济这些肉眼可见的较量当中。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些挑战的具体表现形式恰恰又是从意识形态上体现出来的，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我国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着疑问，同时也存在着恐惧。这种疑问是来自与对我们体制的不了解，而这种恐惧就来自于担心中国发展速度太快，在国际上占有越来越高的话语权，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为了减缓中国的发展速度，让国际上产生对中国不好的舆论，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提出了很多对于我国有着不好影响的理论。“中国威胁论”是担心中国即将崛起，会复刻过去帝国主义的老路，破坏当下以西方资本国家为主导的世界格局，这种担心根本就是杞人忧天，中华民族一直以和为贵，提倡和谐发展，合作共赢。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曾经在公开演讲上谴责中国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要对中国现在的发展形势进行抵制，这也足以看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成见之深不是一时可以消除的，并且资本主义国家一直鼓吹中国一直在进行军备，威胁他国安全但是美国的军备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也没发现新闻有过任何报道，倒是中国在军事方面有任何的动作，都会登上新闻报纸的头条。至于中国崩溃会对世界造成不可逆的伤害那就更是无稽之谈。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要想提升国际民主话语权，不仅仅是一个方面的问题，有很多不同的因素互相影响着，我国想改变目前的国际舆论更是难上加难。
三、我国提升国际民主话语权的方法
3.1将我国观念转变国际主流方便接受如果我国想要在提升国际民主话语权方面赢得主动权，就一定要在观念转化上作出努力，因为一种观念想要在国际上传播流通，被各国人民广泛的接受和认同是最基本的条件。为此，要为这种观念作出有效科学的分析，这种观念在道德形式和科学性上必须有着极强的逻辑性，这样才更能让人相信，更能被人接受，也就有着更强的说服力。虽然在国际民主话语权问题上国际格局一直是处于一种西强东弱的局面，中国的声音在传播到国际上一定会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曲解和削弱，但是我们只要坚持自己的信念信仰，从实际上作出成就来支持自身的理论那么中
国声音同样有着很大希望在国际上成为主流，而且我国在很多方面也有着一些优势，比如，我们国家是国际上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中率先表态不主动使用核武器的国家，在冷战结束后我们又提出过共建和平世界的倡议[4]。这些行为在道德的绝对正确性方面都无法辩驳，但是由于没有成型的学术体系作为支撑，在国际上的宣传力度也不够充足，没有引起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些观念都没能转变为国际上的主流观念，在以后的工作里，应该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支撑，早日将我国这些优秀观念传播出去，在国际上形成一种新风潮。3.2增强制定规则和提出议题时的话语权的能力虽然这些能力并不是由话语权决定的，但是很多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启发我们，目前联合国很多会议议题的制定，规则的制定就是不同国家使用话语权进行商议最后得出的统一结果，在这个过程之中话语权的多少和使用方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人类历史进程中不仅仅是民主问题，每一项问题都有可能被联合国设置为会议议题，世界各个国家都会派出代表统一进行商议，从而找出最满意的解决办法。在冷战结束后也有很多问题曾经被选为联合国会议议题，中国的话语权目前还是微弱，没有达到一种掷地有声的效果。如果我国敢于提出新的议题或者在制定规则的时候敢于发表自身的意见，那么不止在这个议题方面有好处，也会让更多的人注意到中国自己的声音，对于提升我国国际民主话语权有利无害。3.3摆脱我国在国际上的固有印象话语权中权字到底代表着权利还是权力，其实这个权既是每个国家在国际上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力，同时也是通过这些看法受益的权利。话语权是一个国家将自身形象展示给别的不熟悉自己的国家的一种最直接的途径，每一个国家在国际上也会对自己有一个清楚的定位，我国对于自己的定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具有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国家，是一个新兴的工业技术和电子技术强国，是有着优良文化传统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但是自从中国发展速度不断变快，我们开始发现自身的定位越来越身不由己，由于西方国家的舆论，我国越来越被定位为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这些都只是那些西方不怀好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阴谋，我们一定不要被这些诡计得逞，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先从和我们一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入手，将其他和我们一样的发展中国家团结到一起，从而扩大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脚踏实地的将我国的定位由负面的转化为正面的定位。在外国可以
开办类似于孔学院的教育机构，宣传我国的悠久历史，让这些优秀的本该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的道德准则作为外国人改变对我国印象的钥匙。
结语：目前我国在提升国际民主话语权方面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也已经找
到了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提升我国国际民主话语权是一个长期工作，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这个工作开展的顺利与否直接关系到各种规则的制定，决定着是否能让西方人民消除对于我国民主方面的误解，所以这份工作的意义十分重大，目前随着全国人民的努力和我国外交政策上的改变，国际民主话语权的提升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不能因为这一点成绩就感到欣喜，本文提出了一些问题和建议，但是还有更多的问题等待去解决，更好的方法等待去发现。【参考文献】[1]邱少明.论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4(27):20-21.[2]徐赛.中国国际话语权问题研究[D].国际关系学院,2015.[3]赵庆寺.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建构路径[J].探索,2017(06):114-121.[4]中国国际话语权刍议:现实挑战与能力提升[J].社会主义研究,2014(05):127-135.
篇十八：当今民主话语权体现
P> 新媒体时代受众的话语权——自由与隐私新媒体时代受众的话语权——自由与隐私——首先我想解释的是什么事话语权。话语权就是说话权、发言权，即说话和发言的资格和权力。这样的话语权往往同人们争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地位和权益的话语表达密切相关。例如，对已有事态的解释权、对自我权益要求的申诉权、对欺骗压迫的抗议权、对政治主张的阐发权、对虚假事件的揭露权、对罪恶事实的控诉权、对错误观点的批判权等等，都属于话语权。如今，我国互联网事业正在持续快速的发展，并在普及应用上进入崭新的多元化应用阶段。互联网的影响正逐步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我们在审视以往传统媒介的同时，也开始更多地关注网络这一新型媒介的发展和影响，但与以往媒介比较的同时，我们用已有眼光来审视也是远远不够的，更多地需要我们深刻而理性地细化审视网络传媒的发展。它是最具时效性的代表之一，它的出现带来了传播媒介的一次革命性跨越，被人们称之为大众的“第四媒介”，它可以综合以往媒介的大多特性，能够在受众传媒接近权这一领域比以往媒介走得更远，也更能体现这个领域给作为受众的我们所带来的更多反馈机会，正如此，它所带来的是受众“话语权”的真正突破性。从传播及传播学的角度出发，“话语权”这一概念是受众对一次或几次传播过程中的一种权利自然和不自然的赋予，这种权利的赋予类同于受众在传播中的其他特有地位一样，应是受众的基本权利，同时也是传播者的义务。它向传统媒介显现它无可比拟的话语接近权或其他更多优势的时候，也在自身弊病的另一条道路上越走越远，此时，网络“话语权”成为网络传播的双刃剑，让网络传播在自我抉择和辨证统一中发展。我们身处传播的世界，求新、求变是受众的普遍心理需求。“以人为本，尊重受众”，是现代新闻媒介应当遵循的职业操守。对新闻媒介而言，满足受众不断更新的诉求是其实施“变脸变身”的最终目的。时下，“话语权”一词被频频使用。话语权是现代人言论自由的体现，应该是人人有份的。在新闻和受众两者之间，双方互有话语权。受众是新闻传播的“目的地”，受众的需要是传播发展的原动力，是传播过程得以存在的前提和条件。同时受众又是传播效果的“显示器”，受众与媒介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恰恰影响着传媒事业的发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媒体的竞争日趋激烈，分级式的媒体排列结构，相互面临着不同层面的冲击和挑战。如何在竞争中守住一方水土，各媒体出尽奇招。笔者认为，重视给予受众话语权，是顺应新闻属性的必然选择，也是新闻媒介胜出的必由之路。重视受众话语权是时代的要求改革开放后，全国各地的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普通受众的话语权也逐渐得到了尊重。尊重受众话语权是新闻的手段，是扩大受众话语权的展示之地，也是媒体吸引读者眼球、增加亲和力的重要支撑。建设和谐社会，推进民主政治，离不开尊重和扩大公众的话语权。随着民主的推进，享有话语权的受众面也在快速扩展。时至今日，受众话语权对提升公众的话语地位，促成政府、媒体、公众的沟通与交流，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传播无所不在，包括新闻在内的各种资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滋生、碰撞、湮没。相较于传统灌输式被动接受，新时期的受众群持有更多主动的话语权。他们
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接受外界的观念快，思想活跃，表达自己意愿、抒发自己心声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特立独行、崇尚自我的思潮一浪接着一浪。受众是新闻媒介的依托，也是决定其兴衰存亡的群体。就媒体的性质而言，它是反映民情民意，展开舆论监督，及时沟通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关系的桥梁与纽带。同时，受众的话语权亦是媒体沟通信息、交流思想、认识社会的主要渠道，对必须走市场之路的媒体来说，凝聚受众的眼光，增加受众的关注度正是媒体取胜的关键。两相结合，相辅相成，抓住话语权的给予，不仅争取了受众的支持，更有利于把握市场的脉搏，推进媒体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受众看重自己的话语权，反映了受众群对新闻“舆论监督”职能的更高期望值。“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肩负着引导社会、影响舆论、弘扬正气、凝聚人心的重要职责，它以坚持真实、全面、客观、公正为基本原则，既以正面宣传为主，又加强舆论监督，唱响主旋律。我们看到，绝大多数新闻媒体站在对党、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高度，坚持“三贴近”，当好党和政府的“喉舌”，为广大民众所信任。新闻媒介应该用反映真实、饱含真情的新闻作品营造自身的“权威”报道，建立良好的为受众所信赖的话语权形象。新闻媒介提供的空间，决定了受众的话语权空间。受众有权利说与不说，或者说什么、怎么说。受众在使用话语权过程当中，认同、争辩、敌视等多种反应锻炼了受众的思维方式，新闻的方式无形中培养和影响了受众对新闻的认知方式，逐步与新闻实现着“合拍”，彼此趋于理性与成熟。“受众应慎用话语权”的话题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因为公众对事物的认识总是有一个递进提升的过程，局限性在所难免。当今世界，信息纷杂，一般受众普遍依赖各种新闻媒介来获取信息、实现认知。新闻报道的内容、立场和态度不同，可能会给一般受众带来不同的判断。现阶段受众话语权多集中表现在公共领域中多年来积累的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而受众的话语权是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的积极举措。受众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呢？易中天认为“现代传媒的受众是一大群松散的人们，他们散落在各个家庭或办公室里，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有一搭没一搭地接受着媒体上的信息。他们可选择的东西很多，而且是各色人等，老中青幼，各种文化程度的人都包括，正所谓众口难调。”由于文化水平、年龄结构、生活环境等方面的不同，导致了他们不同的需求，对话语权的表达目的和方式也不尽相同。媒体要对待不同的受众，应有区别地制造让他们行使话语权的平台，兼听并平衡各种声音，推进受众话语权的健康发展，维护言论的自由。受众的选择心理使得受众倾向于有选择地接触那些能够加强自己信念的讯息，拒绝那些与自己固有观点相抵触的讯息。近年来，受众群体已越来越趋向细分化，从大众群体到分众群体再到小众群体，甚至是一对一的传播模式，这就要求传媒不断提供更有针对性的节目来满足不同受众的需要。受众心理需要的是与新闻媒介的平等关系，表现为只有当受众感到传播者在态度上是与自己平等时，才会激起愉快的情绪，传播才能有良好的氛围，对受众的引导才能有效地进行。公众话语权需要通过媒体更多有质量的节目来广泛体现。媒介的自主创新、引导受众提高发现问题的能力和寻求解决途径的能力，都是必不可少的。任何传播活动，尤其是大众传播活动都具有一定的目的性，都会以追求传播效果的最大化为最终目的，传媒引导使受众心理产生共鸣，激励受众对话语权的有效使用。受众话语权影响着新闻的改变，对受众话语权作出必要预测是新闻媒介的必然选择，从而进一步反馈给传媒，使媒介为了满足正在发生变化的受众心理需求
而不断改革。另一方面，媒介引导、促进受众心理随之变化，以推动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二、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相互联系和限制（一）新闻自由、隐私和隐私权的界定在现今世界各国，新闻自由权一般属于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等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在美国，新闻自由包括采访自由、批评自由、出版自由和贩卖自由。在我国，新闻自由是新闻业为实现其为社会服务的目的，依法进行采访、写作、发表、出版新闻作品，不受非法控制约束的权利（二）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相互联系和制约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首先，新闻自由与隐私权都是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都是人格完善所不可或缺的制度。其次，新闻自由须受隐私权限制。再次，隐私权范围受到新闻自由限制。三、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原因新闻自由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阶级社会中必然披有鲜明的阶级外衣，受本阶级经济利益的制约。在此意义上，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及的那样：新闻自由是法律下的充分自由。新闻自由和隐私权之所以会产生冲突，无非在于新闻媒介的活动是否侵入了构成法律意义上的隐私的信息空间，若加以新闻报道的个人信息没有构成法律意义的隐私，则新闻媒介就没有侵犯隐私权，反之则是对个人信息的侵害。"新闻自由的行使不得侵犯隐私权"不是僵硬的教条，而是具有弹性和张力以适应不同制度背景并应付不同挑战的方向性、指导性的规范。我国需要加强舆论监督力度，使之成为嗅觉敏锐的"社会警犬"，但我们也不想再次为"戴安娜悲剧"而黯然神伤。因此在制度设置时，既要解决价值问题，又要解决技术问题；既要有一定的超前性以"拉动"实践，但又不能脱离中国实际太远。在即将出炉的民法典中，应明确规定隐私权为具体人格权并设立司法保护条款，对隐私权予以有力的直接保护；同时在制定新闻法时，对新闻自由做出明确规定，既要避免滥用新闻自由，限制新闻传媒在"公众兴趣"幌子下对公民隐私的公然侵犯，又要充分保障新闻自由，在原则限度内给予新闻媒体最大的免责和自由。
篇十九：当今民主话语权体现
P> 当代中国公民话语权发展中的瓶颈及出路中国公民话语权的发展遭遇到了瓶颈，究其原因是政府在保障弱势群体话语权制度上存在不足以及公民参与意识淡薄等。面对这些问题政府应当努力健全保障弱势群体话语权的机制，全力为公民创造真实有效的话语权表达机制，另外公民也要积极培养自己的参政意识和主人翁精神。
标签：公民话语权；政治民主化；维权意识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的同时，也出现了社会贫富分化严重以及关系到社会公正的一些民生、民权等问题，如政府官员腐败、农民工就业困难、城市房价过高、教育不公等。而大众传播、互联网以及手机等新兴社交工具和传媒公共领域的发展，为公民提供了更多表达利益诉求和言论自由的话语权平台。因此，如何理解当代中国公民话语权的内涵及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破解当代中国公民话语权发展中的瓶颈等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公共政治的重要课题。
一、我国公民话语权内涵及其政治表达机制
（一）理论界对公民话语权的界定
理论界对于公民话语权从不同的视角展开了不同的研究。哈贝马斯从理想交往行为理论的层面对此进行了分析，他提出了著名的理想行为交往理论，强调公共领域的讨论是民主的最基本形式，是民主的根基的论断，对公民话语权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福克斯和米勒从公共能量场的角度探求公民话语权，他们认为所谓的公共能量场是表达社会话语的场所，公共政策在这里制定和执行，公民的话语在这里得到交流、尊重和表达。但是福克斯的话语理论带有空想主义的性质，因为话语理论没有在机制上设计出一种具有操作性的体制构架，事实上，公民参与的途径和制度保障远比参与的愿望和设想更加重要。中国学者李水金提出，公民话语权即是公民享有的表达话语的权利，是公民表达其利益、意见与思想的一种言说权利或行为权利。学者周海涛描述了当前农民话语权缺失制度保障的情况以及在媒介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状况；周海霞也反映了类似的呼声，提出要让农村弱势群体拥有媒介话语权，有效表达自身的利益需求。〔1〕笔者认为中国公民话语权是指中国公民不分区域、背景、名望等条件，平等地享有法律所赋予的合法行为权利。
（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公民话语权的关系
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作为依法参与政治生活的中国的公民，应当充分行使法律赋予的选举权，投票选举产生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就是国家机关与普通公民沟通的重要媒介。当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职权时，需要倾听普通公民的意见，体察民情，顺应民众要求，使公民可以行使话语权，确保政策和法律制定的科学、合理、民主，
防止权利滥用。这一举措有助于增强各级国家机关的活力，提高工作效率；促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转变工作作风，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2〕
二、我国公民话语权实现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中国公民的话语权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后发生了巨变，但是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
（一）保障弱势群体话语权制度存在不足
弱势群体话语权无语得到充分保障无疑是当今中国公民话语权发展中存在的最严重问题之一。“弱势群体”一词第一次写入200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报告指出，所谓的“弱势群体”是指那些在物质条件方面、权利和权力方面、社会声望方面、竞争能力方面以及发展机会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3〕在弱势群体中，农民工占据很大比重。虽然政府部门为弱势群体实行话语权开通了一系列的渠道，例如建立了信访制度、成立了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的工作组等，但是公民在通过这些渠道行使自己合法权利时还是遇到了许多问题。究其原因：第一，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在物质基础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大多数弱势群体由于收入水平不高，经济基础较差，无法获得渠道和路径表达意见，一些弱势群体甚至无法解决温饱问题，因此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在关乎切身利益时各抒己见。第二，弱势群体自身条件的限制。大多数弱势群体自身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程度较低，语言表达能力有限，甚至缺乏充足的参与资源，无法通过大众媒体表达自己的想法，参政议政，甚至当自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也只能选择“忍气吞声”，无法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第三，相关法律和政策不够完善。弱势群体大多势单力薄，没有坚实的“保护伞”，所以特别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强大支持。目前，尽管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但却由于一些组织和个人的一己私利受到影响而难以有效落实，再加上弱势群体自身维权意识较弱，最终使得它们成了“摆设”。
（二）人大代表选举的途径存在缺陷
人大代表作为沟通人民群众和中央政府的桥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公民将自己的意见反应给相关代表，再由人大代表向上传达。所以向人大代表反映问题，就成为公民向中央政府表达意见，行使法律所赋予的话语权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在选举人大代表的过程中，一些个人和组织存在“暗箱操作”，甚至有些代表在选举过程中存在“花钱买票”的不法行为，代表一些被专家、学者、企业家所“垄断”，基层民众所占比例很小，使得代表的选举没有真正做到合法化、透明化。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民主化程度；最终影响了基层公民话语权的有效表达。
（三）公民缺乏自由的表达环境
公民在表达话语权和行使法律赋予的合法权力时，有时会使一部分组织和个人的私利无法实现，当这部分个人和组织的利益受到损害时，必然会千方百计进行阻挠和压抑那些不利于自身利益的“声音”的传达。尽管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在2002年12月发布了《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规定政府在制定或调整“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和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时，应该举行价格听证会，但是听证的主动权始终难以掌握在普通公民的手里。许多时候甚至规定，听证代表只能讨论涨多少，而不能议论涨不涨。“逢听必涨”已成规律，民意根本无法左右物价决策。按照《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消费者或者社会团体可以委托消费者组织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提出听证申请，但对于具体实施程序和办法却没有详细明确的规定。〔4〕此外，在少数政府部门内部存在着不按既定有序的章程办事，而是遵照着潜在的不成文一些“潜规则”，而且在有些政府部门内部，潜规则随处可见。政府官员为了自身利益，明哲保身，不敢表达自身的真实想法，一些官员甚至搞“形象工程”，虚报材料，这些都严重影响公民话语权的表达。（四）公民的参政意识淡薄并具有政治冷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