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参政会前后经过4届3篇

时间：2023-08-25 19:24:03 来源：网友投稿

篇一：国民参政会前后经过4届

　　1944年9月15日

　　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在重庆举行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之后，中国共产党又向国民党当局书面提出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如何解决》的演讲，进一步阐明召开各方代表参加的紧急国事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和方法。共产党关于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反映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一致愿望和共同要求，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在各民主党派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篇二：国民参政会前后经过4届

　　国民参政会在重庆

　　抗战中的民主党派

　　1945年7月1日，中共成立24周年的纪念日。

　　中午12点，一架运输机从重庆飞抵延安，稳稳降落在机场，乘客鱼贯而下，十天前才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快步上前迎接。这几位来自重庆的乘客是重庆政府国民参政会的六名参政员。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说服中共留在国民参政会里，以保证国民参政会的合法性。毕竟，国民参政会是全国最高咨询机关，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产物和象征。

　　国民参政会本是咨询机关

　　让我们先看看“国民参议会”是个什么机构。抗战伊始，蒋介石摆出一种高姿态，希望吸收他所有的“敌人”加入由他领导的“抗日战争”――他的老对手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和一大群地方军阀，天天指着他骂娘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还有他欲剿之而后快的共产党。

　　1937年8月，国防最高会议聘请共产党、青年党、救国会和各界人士为参政员，作为国防最高会议的咨询机关。到1938年3月1日，中共正式提出“建立民意机关”的主张，国民党制定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遴选了第一届国民参政员。

　　7月，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正式成立。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7名共产党员接受了国民政府的聘请，担任国民参政员。这自然不是选举的结果。实际上，第一届参政员的产生，全部采用“遴选”的方式，即均由国民党中央指定人员。国民参政会从1938年设立到1948年撤销，历时10年，前后经过4届，共开大会13次，提出的各种建议案多达260余件。其中除一届一次和四届三次分别在汉口和南京召开外，其中的11次会议都是在重庆召开的。

　　自1932年初开始，国民政府进入“蒋主军，汪主政”分权阶段，汪精卫长期执掌行政院。但抗战爆发后，为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作战，基于“总动员”考虑，国民党于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举蒋介石为总裁，全面掌控军政大权。汪氏虽然也算“副总裁”，但两手空空，一无实权。这次他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参政会议长，总算有了个能够上下其手的平台。或者，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夺回失去的权力？

　　汪精卫自然是有此意，希望以此基础搞一个“战时国会”，于是就有学者称国民参政会为“战时国会”。实际上这个机构最多只是集中地方需求和精英意见的咨询机关，有质询、调查、提案的功能，但没有弹劾、罢免、任命的权力。只是1928年以来，国民党从未如此正式和热情地邀请党外人士和群众代表登堂入室，共商国是，于是某些民主人士产生了错觉，乐观地将自己当成了能够决定官员进退的国会议员。

　　国民党内渐趋分裂

　　国民参政会于1938年7月开幕，原定会期三个月召集一次，第一届参政员任期为一年。到第二年春，鉴于抗战形势紧张，国民政府决定本届参政员任期延长一年，会期改为半年召集一次。因此第一届参政会在两年之内共举行了五次会议。应该说，对于战时民主政治的推进，这一届参政会作用最大。客观而言，这归功于蒋介石思想认识的变化。

　　第一届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以来，国民党内渐趋分裂，副总裁汪精卫竟然于1938年底出走投敌，给予重庆政府严重的心理打击。反之国民党的宿敌共产党反而能够配合抗战，并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消耗着大量日军兵力。在参政会上，之前公开或秘密反对国民党的中共、青年党、国社党等都积极拥护抗战国策。1939年2月，一届三次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在此汪氏叛逃，人心动摇之际，参政员反而高度团结，提出

　　了“国民精神总动员案”，倡议“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

　　对此，蒋介石大为感动，对于民主政治公开赞许。他在会上说，孙中山民权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民主政治”，“如果人民不能积极参加政治的话，他们就不能建立强固的国家”。9月，第四次会议召开，12日，参加会议的蒋氏在日记中感慨道：“宪政应提早实施。本党新老党员落伍，而老党员尤为腐朽。若不还政于民，诚误国而又误党矣！”第二天，他又在日记中强调：“决行宪政”。当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决议，1940年11月召开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的修订任务，落到了黄炎培、左舜生、董必武等参政员身上。

　　然而真到了1940年11月，国民党以“各地交通受战事影响，颇多不便”为理由，国大延期召开。

　　第一届参政员共两百人，一半代表各地区和华侨，另一半代表中共和中间势力，均为国民党遴选，国民党员却只占四成。第二届参政员还是地区代表与社团代表各一半。但是由于此时各省市已设立临时参政会，代表地区的参政员由其无记名投票选出。由于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较有群众基础，因此第二届参政员中非国民党籍成员反而大幅度下降。中间势力感觉到自己的力量被削弱了。

　　就在民主党派研究对策的时候，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

　　高官被民意代表“折磨”

　　由于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固然拒绝出席新一届参政会，中间势力也感到“国共冤仇太深”，“国共以外的第三方面必须及早团结起来，成为一个力量，乃便于向国共双方为有力的纠正”。因此，中间势力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公开的政治实体，成了“第三方面”的共识。

　　3月1日，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中共籍参政员没有参加，蒋介石也没有让步。19日，青年党、国社

　　党、黄炎培的职教社等团体于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集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正式成立。会议选举左舜生、章伯钧、黄炎培等为中常委，其中以黄氏为主席，左氏为秘书长。

　　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将更多兵力投向东南亚以对抗美军，其于华北的军事压力逐渐放松，八路军游击队乘机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因此国共之间的“摩擦”也日趋严重。此种情况反映在国民参政会中，那就是各种对抗愈发激烈，宪政的具体实施计划，却鲜有人提及。

　　参政员的对抗情绪，大多表现于会场中对于国府官员的质询上。参政会召开初期，各参政员尚能对前来议场进行工作报告的部长们以礼相待，但进入20世纪40年代，则情绪越来越激动，言辞越来越尖刻，态度越来越暴躁。在一届三次会议时，孔祥熙作财政报告后，傅斯年等参政员上前质问沦陷区的伪币发行情况等问题，孔氏没有准备，因此张口结舌，回答不出，参政会允许其今后以书面答复，一场质询体面收场。但到了1943年9月的三届二次会议上，粮食部的书面答复在言辞上略有不妥，参政员们就大吵大闹，最后粮食部长徐堪亲自前来道歉，并重新修改书面答复，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如此，有的官员，如农林部长盛世才根本不敢到会报告，派副部长代劳，参政员们也不依不饶，直到行政院出具文书，方才作罢。另一位农林部长沈鸿烈硬着头皮前来，因为参政员问题刁钻又咄咄逼人，竟然气得晕了过去，若不是被会场干事在台下一把托住，恐会酿成大祸。

　　不过，有的官员深谙应对之道。比如宋子文报告外交工作时，盛气凌人，内容简约，凡遇到不想回答的问题，就以“国家机密”来应付，参政员对其倒也无可奈何。而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则另有办法，他报告冗长，有三小时之久，而且全部都是数据和细节，听得参政员们昏昏欲睡又抓不住要点，只求他尽快结束离开，哪里还有质询的心思。

　　重启国共谈判的努力

　　1945年7月开幕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中共不再参加。这一切源于3月1日蒋介石的公开表态。在这场演讲中，他全盘否定了两年以来国共谈判中延安政权的基本要求，重申本年11月一定要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

　　中共早就知道国民政府会坚持这一顽固立场，于半个月之前就结束了双方谈判。但作为中间势力的民主党派颇有点惴惴不安。中间势力最不希望延安和重庆政府闹翻，就怕在政治上失去一个有力的盟友。

　　但是，国民党和中共都不太理会民主党派的想法，前者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坚持原定日期召开国民大会，并指责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野心家假借民主之名，僭窃民权，便利私图，陷国事于紊乱无主的状态”。中共则针锋相对，几乎同时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毛泽东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就叫《论联合政府》。对于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延安也明确表示不参加，并宣布，如果国民党一意孤行召开国大，那么中共将于同时期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

　　这时候的“中间派”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敏锐和热情。只有将中共劝回国民参政会，中间势力才不会失去好不容易在重庆政坛所拥有的政治势力。但要毛泽东回心转意，首先得蒋介石作原则性让步，他愿意吗？

　　6月1日，蒋介石邀请黄炎培、傅斯年等国民参政会成员便餐，王世杰等蒋氏亲信作陪。会上，参政员们建议重启国共商谈，暗示国民党可能需要妥协。蒋介石说他自己“无成见，诸君意如何，当照办”。

　　其实，之前左舜生、黄炎培已经提出，关于参政会、国大等问题，要和中共统一行动，当下既然蒋介石模棱两可，那么当即由左氏草拟几条意见，要旨是当局须立即召开政治会议，至于国大事宜，交予该会议解决。如果国民党同意上述条件，那么他们愿意去延安陈情。

　　这份条陈在上呈蒋介石之前，几位参政员先请王世杰过目，被其极力否定，说这些立场与刚刚闭幕的国民党六大背道而驰，蒋定会勃然大怒。但王世杰错了。蒋介石看到条陈，完全没有发怒，反而再次强调自己没有成见，他说，“国家的事，只需于国有益，都可以商谈”。

　　在蒋介石的保证下，如本文开头所述，六位参政员于7月1日信心满满，飞赴延安。由于中共本来的立场就是停止召开国大，并举行由国民党、中共、民主党派组成的政治会议，因此参政员和毛泽东一拍即合。所以，延安之行非常轻松愉快。傅斯年吹毛求疵，对于延安已开始暴露的个人崇拜迹象冷嘲热讽；左舜生的注意力则完全转移，甚至好几次非常失礼地要求会见他倾慕已久的毛夫人江青。

　　参政员们是7月5日中午离开延安的。在前一天晚上，黄炎培和毛泽东进行了长谈，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窑洞对”。众所周知，对于家国政权的命运，黄氏提出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问题，毛泽东斩钉截铁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蒋介石显然接受了他和黄炎培的建议。国民党的确停止召开国大，转而用“政治协商会议”的形式，大幅度修订“五五宪草”，并重新选定国大代表。但“双十协定”最终被蒋介石撕毁，“窑洞对”之后仅仅一年，国共就陷入全面内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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